岑参（7157～770），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的生平事迹大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三十岁出塞之前。岑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长倩相高宗，伯父羲坐太平公主谋逆遭诛，家道衰落。父亲岑植曾两任州刺史。参少年时，父逝，从兄受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集序》）。十五岁时，到嵩山少室读书，在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适的思想情绪。但积极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岁，他“献书阙下”，赴长安求仕，结果是“金尽裘弊，蹇而无成”（《感旧赋》），失意而归。岑参诗则擅长描写，善于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绘景物，并在写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气氛，如写狂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炎热：“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等。在岑诗中，几乎没有不与景物描写相联系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元人陈绎曾石：“岑诗尚巧主景。”（《诗谱》）诚然。

《宋代辞赋全编（共6册）（精）（竖排繁体）》所收辞赋，采用新式标点进行点校，并于篇末注明所据底本。全书阐述代辞赋的演，宋代辞赋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类收宋代辞赋；篇作品后附背景数据和评论数据，有则存，无则略，一些同题或背景相似、可资借镜的资料亦加以附，以供参考；书后附宋人赋论及宋代辞赋评、引用书目、宋代辞赋篇名索引。排繁体字。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一生所作诗词无数，并且有众多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有着与西方文学与众不同的意境。本书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包括有饮湖上初晴后雨、东栏梨花、题西林壁、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鹤叹、纵笔、后赤壁赋、满江红等等。《东坡之诗——苏轼诗词文选集》（汉英对照）分诗、词、散文作品三部分选译了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共计约百篇，进行分类、归纳与注解。选篇合理，译文优美流畅，注释精当。既可以让中国读者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英译，也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古文化中古诗词与古代散文的意蕴。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图书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也是体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权德舆，字载之，少有文名，曾官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权德舆于贞元、元和间执掌文柄，名重一时。性直谅宽恕，蕴藉风流，好学不倦。其文弘博雅正，温润周详，公卿侯王、硕儒名士之碑铭、集纪，多出其手，时人奉为宗匠。其诗以五言居多，五古、五律中正浑厚，颇多佳什。

权德舆出身于一个有文学素养的封建官僚家庭。其先世居天水略阳（今峡西省略阳县》。祖父陲，以艺学与苏源明友善，官卒羽林军录事参军。父名嗥，不污于安实禄山，以卓行闻，徙居润州丹陡（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官至著作郎，与李华等友善。

本书由著名国学专家、演讲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李敬一主编，精选唐诗、宋词四百余首，其中有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各类题材的作品精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统名篇、名句。注释简明扼要，便于阅读。篇末“点评”有别于一般诗词赏析文字，能结合作品内容，联系社会、人生，生动、幽默，精彩、独到，易于理解。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人文通识教育的教材使用，又适合青少年及各种文化层次的古诗词爱好者阅读。

唐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文化产物，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异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韵，上与唐诗争奇，下与无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均代表文学之胜；同样，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也是古典文学阆苑里芬芒绚丽的奇葩。本书依照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三种选本，精选了唐诗、宋词、元曲的经典篇目。内容上。既安排了对字、词、句的注释，又有对整篇作品的风格、手法及意境进行评介的“赏析”。每一位作者首次出现时，均在其第一篇作品之前安排了作者的“生平简介”，使读者更好地把握作品主题。

《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将整个唐五代诗僧作为一个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下，又分别从地域（宫廷诗僧群体、江左诗僧群体和敦煌诗僧群体）、生平经历（还俗应举诗僧群体和通俗诗僧群体）以及国籍（日本、朝鲜来华诗僧群体、中国赴印求法僧人群体和西域入唐僧人群体）等角度将他们分为数个小的群体，来具体考察唐代诗僧群体的转型过程，从而得出世俗化和文人化是唐代诗僧群体的共同趋向这一结论。唐五代处于从以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贵族社会向以庶族出身的官僚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安史之乱”后，庶族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此前的庶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较之士族知识分子，庶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丧失了与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相抗衡的资本，另一方面由追求形而上的理论性转向追求形而下的实用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佛学理论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大夫们的态度，因而知识分子的转型，必然带来佛教的转型。知识分子中的居士阶层和失意科场、遁入佛门的知识分子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影响了唐代佛教，使其由此前追求化外独立而逐渐屈服于皇权，由注重义理的研求转向注重对心性的体悟。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_诗僧群体。这一群体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一方面，唐五代诗僧群体尝试着将佛教融会于儒学、书、诗、画等当中来化导众生，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儒学、诗、书、画等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向士大夫阶层靠拢。有唐一代，诗僧们挣扎在“入世”与“出世”、“佛学”与“外学”之间。他们不像魏晋六朝的诗僧那样，严格恪守佛门的教律，于外学只是偶尔为之；也不像入宋后的诗僧那样，完全地融入世俗社会，与士大夫们打成一片，“除却袈裟在，其余便是士”。唐代诗僧是在试探中走出佛门的，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佛门和世俗社会的责难，以及诗僧们对于自身僧人角色的定位，使他们经受了痛苦的煎熬。唐代诗僧群体经历了“诗为外事”——“诗禅并举”——“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为文人文学开创了新路，在某些方面已开了宋诗的先声。然而，随着他们文人化的加深，他们对文人及文人文学的影响亦渐渐衰退，入宋后终于消泯于文人文学的大海中。

《程抱一的唐诗翻译和唐诗研究》以文本为基础，以实例为依据，充分揭示了程抱一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中国诗歌的内部规律，作了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的，书中紧紧抓住了程抱一的“三元论”思想及“独特性”和“创造性”这条线索来观照和具体论述程抱一先生将西方结构主义方法和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的创造性学术活动和所取得的不凡成果，全新阐释了有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

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古典诗词无疑是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浩如烟海的诗词名篇代代传诵，优化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修养，给人以真的启迪，给人以善的引导，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名篇中，都有着为数众多的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砥廉哲理启示的诗词。它们以诗词的艺术形式，通过抨击贪墨的无耻与愚蠢、弘扬清廉的价值与精神，阐发了深刻的砥廉哲理智慧，不仅在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灿烂光彩，而且为我国廉政文化的思想宝库增添了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今天弘扬清廉文化、加强建设廉政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可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历代古典诗词的文学艺术因素给予了很高关注，却对于其中蕴涵着的深刻而丰富的砥廉哲理智慧关注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从远古到当代浩如烟海的诗词名篇中，精选出三百首充满砥廉哲理智慧的作品，予以注释、讲解，并着重进行砥廉哲理的分析。本书的出版，相信能在提高文学修养的同时，使读者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起到净化心灵、纯化风气的作用。更对于我们的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做一个清廉从政的人民公仆提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