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立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日晷文库》采用历时描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考察。其中所呈现的许多重要环节，如神话与先民生命意识之起源，《诗经》与世俗理性生命观的成熟，诸子生命哲学，汉代神仙文化，魏晋生命情结，南北朝佛学生命观，如群峰历历，矗立在历史的时空。生命观念构成了人类意识的核心，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文学的精神风骨所呈现的基质。我国传统的各种形式的生命观，在唐代之前业已形成；我国古典文学表现生命主题的传统，也在唐代之前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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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共79册）， 这套丛书还有 《孟子文选》，《唐宋传奇选》，《欧阳修文选》，《元人杂剧选》，《高适岑参诗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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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择唐诗三百首作为普及唐诗的底本，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上好的精神食粮；给每首诗歌配上一幅精美的诗意画，通过画面形象来揭示、充实诗的内蕴，有助于启发对诗意的领悟，逗引人的遐想；再辅以简洁而优美的文字赏析，让人对诗篇的背景、出处、作意、作法能有个基本的了解，亦是阅读、鉴赏所不可缺少的。诗、文、图三者并茂，尤其诗与画的紧密结合及一体流布，加以版面设计的工细和装帧、印刷的精良，使这本书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其意义不限于普及唐诗了。

这本五七律绝二体的《千家诗》，影响较广，流传不衰，集中名句为人传诵，诗意为人模仿，情感使人熏染，说明了这本书有一定的长处可供借鉴。一是篇目适中，便于翻阅。书中共选进了二百二十四首诗，携带和诵记都比较方便。《全唐诗》共收集四万八千余首，单就绝句，南宋洪迈就选编了《唐人万首绝句》，加上宋诗，正是浩如烟海，对青少年来说，只好“望诗兴叹”了。二是通俗易懂，便于吟诵。这二百首律绝，大部分语言流畅，词句浅近，易读易记。不少诗还是唐宋名人作品。三是取材广泛，不偏门户。全书虽只选了二百二十四首诗，却包括了一百二十四位作者，上至皇帝、宰相、名人学士，下逮和尚、牧童、无名氏，还先了一些女子的作品，只要有可取之处，同样选入书中。四是按季编排，适合少年。因为这本书当时主要是给少年儿童学习的，诗中不管是七言绝句、七言律诗，或者五言绝句、五言律师，在目录次序上，都按春、夏、秋、冬四季节令编排。

和传统的唐诗研究著作相比，该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这种意识首先表现为能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来考察诗歌体式、风格的流变，作家群体的形成，创作传统的承继和变革。而这种考察又不像过去仅仅把社会概况作为外部附加物硬是贴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向与文学发展趋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种''''相关性''''。因而该书''''通论''''部分先抽绎出''''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这两条中近古文化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线索，分别对初盛唐诗歌中所走过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从而揭示出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历史渊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时，不满足于借用史学界、文化学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潜到原始材料中去，对论题所涉及到的史学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决的历史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所以该书虽然是诗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对''''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际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龙朔初载庶族寒士势力在朝廷的兴起等问题的阐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为了更好地对初盛唐诗歌的艺术演变过程及盛唐诗歌高峰到来的前因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该书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诗歌与初盛唐诗歌之间艺术关联的基础上，发掘出这一段诗歌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文学史？庖澹衔砭醋诘？''''颂体诗''''和''''上官体''''都属于王勃、杨炯等人批判的范围，但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格，实际上是庶族文士刚刚兴起时必然的人格特征，后来''''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对此加以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朔文士群体人格特征、艺术精神上的双重缺陷。（第212页）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宫廷诗歌时，指出武后、中宗朝宫廷诗人''''对气势、气象的自觉追求，与四杰诗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第259页）另外，作者认为，要真正认清初盛唐诗歌艺术的渊源，不能满足于在进入初盛唐诗歌研究之前对前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概况作些简单的交代，而应该对齐梁、周隋诗歌本身也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正因为作者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该书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环节的一些认识，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论''''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际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形成最突出也最为人所忽视的贡献，还是他们对建安诗风的自觉踵武''''（第126页），作者在后来论述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等人诗中的凛凛风骨时，也特意强调了自卢思道、薛道衡远绍建安余绪，经王绩、四杰加以发扬，到张说贬相州时的进一步弘扬，最后衍为盛唐北地诗人普遍具有的以''''风骨''''相尚、''''意气相高''''的盛唐诗歌精神，这一链条状的长时段诗歌史发展环节。初盛唐诗歌的艺术进程，盛唐诗歌艺术精神的形成，都与隋唐之际发生的中近古文化转型息息相关。本书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了动态的，历时的考察；下编则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多层次地探讨了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且巨的影响。全书既有细密的史料考计、独特的文本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为进一步认识初盛唐诗歌的发生机制，深刻理解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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