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包括“历史”、“思潮’两编。 “历史”部分是对百年中国文艺理论史、批评史的反思，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鸟瞰图。“思潮”部分既有对20世纪上半期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再审视，也有对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新启蒙主义、新历史主义、新理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新文艺思潮的反思；另外，还收集了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和古典文论现代性转化等方面的精湛之思。本卷可作为大学本科相关专业学生选修课或者文艺理论专业研究生教材使用。

《中国当代文学50年》的初版印行5年以来，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和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经受教学实践的检验，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版）》是修订版。首先，进一步强化整体性和规范性。整体性不仅指当代文学史本体的整合，还要树立大文学史观念，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现代性语境之中；规范性体现文学史规范和教学规范对于教材的严格要求。其次，吸纳新成果，开拓新视野。广泛汲取近几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崭新成果，使文学史内容更丰富，探究更深入；将新世纪最初几年的文学纳入视阈，时间下限顺延至2005年底。

《中国文学精要》是一部关于文学史的高校教材，书中所提炼人文主题，与其他教材的做法不一样，并没有直接把人文主题说出来，而是把它蕴藏在了文学特征之中，通过文学特征蓄积出一个广义的人文主题来。 全书分为天籁之音、智慧之光、穿越时空的求索、生命与山水的交响、千古兴亡的沉思、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家国恨与儿女情、品戏剧人生、透视人间万象等部分，分别详细介绍了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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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实用教程》以“新论”名之，其意有四：一是书中努力体现语文新课程的新理念、新内容、新的学习方式；二是广泛吸收语文课程改革的新成果、新经验；三是在立足于“共识”的基础上，体现编著者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四是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有些新创意。这本教材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以专科起点升人本科层次的、以函授或自学考试为主要学习形式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同时兼顾高等师范院校中文教育专业的本科师范生。开设这门课程，旨在使学习者获得语文教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特别是把握语文新课程的理念，掌握语文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增强自我发展意识，提高语文教育素养和课程的实施能力。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凝聚了我们太多心血的《中国古代文学要述》终于得以出版，《中国古代文学要述》以我们两年多来的讲课实践和研究为基础，吸收了数本古代文学专著所长，同时融入了很多我们自己独特的研究结果。《中国古代文学要述》是我们所开大学语文各专题的讲稿，主要是古代文学部分。为了方便高等学校公共课大学语文的讲授，为了使非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更好更多地学习、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全貌，更多更好地领会文学作品的精髓，我们将各专题的讲稿进行汇编、整理，以文学发展史为经，以历代作品为纬，将论史和选文结合一体，并就某些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使同学校对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宏观上的一般认识，又有微观上的细腻鉴赏，进而使自己的文学素养、文史常识所提高。

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保存至今、依然能为我们所欣赏的，最完整的当数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的音乐、绘画，也都十分发达，但古乐谱多已散佚，绘画的真迹能见到的多是宋代以后的。惟有文学，先民创造的短歌与神话，今天仍为我们所熟知；《诗经》里周朝的皇天后土，依然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我们吟咏《诗经》、诵读诸子，其中有天理、有人情，横贯三千年的岁月，铸就了华夏民族华赡沉厚的文化认同。中国最初的文学就是士的文学，士把来自民间的庶民们的歌谣搜集整理加工，呈送给天了，使其观风俗、知民心。中国文学在其源头就是实用的，关乎人伦日用，关乎政治教化，与民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也是本书所认定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本书就对中国文学作了粗浅的探讨，供研究者及文学爱好者参考之用。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日：‘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暖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

《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力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政策、作家生平、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游以及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音乐、书法、绘画甚至宗教方面的资料进行编年，试图勾勒出这段文学发展史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景象。我们的编年还借鉴了《资治通鉴》的体例，尽量精确到月并按月编排，以期达到“年经月纬，一览了如”的效果。（《日知录·作史不立表志》引朱鹤龄的话）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刘汝霖先生的《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张可礼先生的《东晋文艺系年》、曹道衡和刘跃进先生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和沈玉成先生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等著作，更让我们获益良多。编年文学史的写作难度很大，既需要对史料有精确的考辨，又需要清晰地呈现出文学发展的脉络。由于我身在澳门大学教课，图书资料深感匮乏；参加编撰者，都独当一面，更限于时间紧迫、水平不高，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苟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畿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