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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1918年12月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开篇便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在文学上对中国人的发现和“辟人荒”。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但是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还进一步地指出个人与人类（群体）的关系，应以个人为本。这是因为：（1）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犹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要森林茂盛，“非靠备树各自茂盛不可”；（2）“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有关的缘故”，因此“讲人道，爱人类，便必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所以“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个体文化精神的文学呼唤，它表达的是一种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文学观，并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核心观念。

本书合刊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两册“有趣的小书”，是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1985年到1990年切磋学问、品谈文章的记录。“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扩大了研究领域，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漫说文化》收录各自的回忆文章及各集的序言，阐明了编者对“散文”的独特理解，注重突出文化意味。

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到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时危势急，几度转折，经历着从性质到结构的全面变革。这一历史格局从根本上改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流变模式。变传统文学的现代艺术，化异域营养为本土经验，现代中国文学在历史的合力中，立足时代与现实，积极探索，努力创造。它变革深刻——从审美观念到文学思潮，奠定了新型民族文学的基础。它意义深远——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留下了最为生动丰富的形象记录，并自身成为这一转型的有力动因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文学风雨兼程、荣辱一身。它以变革传统而承接古典、断裂旧史而书写新史的智慧胆略，为民族文学在现代时空续写了百年华章！本书的基本编写意图是：以“现代中国”这一民族和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文学为叙述对象，以文学现代化进程及其各阶段主要文学形态为基本线索和框架，着重梳理1895年至当下百余年间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和流变的历史，并对这一历史时段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流派、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予以重点描述、阐释和评析。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即1949～1979前三十年文学、1979～1999年后二十年文学。分别介绍了五十年来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

对文献资料的搜罗、梳理、甄别、选择，可谓费时费劲，消磨精神，但这一直是我国先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只是当今学界并非任何人都愿意潜心寂行，坐冷板凳，尽管这本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绕不过去的一环。因此，资料编年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学术姿态与学术价值，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先搞基础建设工程，才能正确地勾画出文学交流史的历程行迹，使学术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性、实证性。所以，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史研究而言，这种工作绝非可有可无，而是非做不可。桂录这部著述对中英早期接触至20世纪中叶长达六百余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作了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使大量原本纷乱繁杂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实，有了一个清晰的线索，为研究者深入探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问题搭建了一方宽阔的时空平台。 本书按公元纪年先后顺序编排，同年之内按月日先后排序。所记年月日以公历为准。民国以前各年亦标中国历史纪年，民国期间标中华民国纪年。全书编录内容包括： 中英双方早期文化交往史实；中国文学（文化）在英国的流播与评价，英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译介和重要评论；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及其中国形象，中国作家眼中的英国形象；中英作家之间的交往，中国作家在英国、英国作家在中国的生活游历史实等等。本书是一本以精慎详实、严密丰富为旨归的编年史著作。它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书中着实显示出著者敏锐的史料辨识力以及捕捉重要历史细节的洞察力，仅就该著那么多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便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东西方文学的分途发展（套装上中下卷）》为套装三卷，在这三卷本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中，力图表达出我们对从古到今世界文学史总体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并体现出世界文学史总体研究与比较文学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世界文学的纵向演进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横向交流、横向联系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比较世界文学史纲》中的四个核心概念，即民族文学、地域文学、东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并以四个概念所形成的平行递进关系，构成世界比较文学史的基本面貌。《比较世界文学史纲》是作为北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承担的教育部“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写出的一部新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自清末黄摩西撰写《中国文学史》以来，已有许多同类著作出现。优秀的也为数不少。其中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长期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影响尤为广泛。这些书各有其成就和贡献，因而深受称道。但是，由于一则新的材料在不断出现，再则人的认识在日益深化，时至今日，再写一部能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我们不自量力，作了一番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并将本书呈献于读者之前。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商讨后，分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意见互歧在所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字风格的差别、更为意料中事。此类现象对于一部完整的著作当然很不相宜。是以又由骆玉明对全书进行编排整理，统一认识，贯串脉络，修订文字，而成为目前的这种样子。因恐经过改动的有些章节中的提法与原写作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论著中的见解发生矛盾，引起读者对原写作者的误解，故于这些章节均添署骆玉明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