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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视觉要素的有机结合让文学史变得轻松有趣200多位重要人物，300多部文学名著，500多同精美图片组合成一幅内容宏大的文化地图。本书分上、下两册，通过简明的体例、凝炼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将中国文学史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如身处世界文学博物馆，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及愉悦体验。

《中国文学史演义（套装全2册）》以深入浅出的“演义”体例，生动描绘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将世间万象、人情百态，形象地展现于眼前，引领我们畅游中国人深沉博大的精神家园。读者在对中国文学的巡礼中，跨越浩渺时空，变千里为咫尺，融百年为一瞬，尽知社会变化，古今沧桑，体验伟大作家的文学才情和生存智慧。在阅读的愉悦中，陶冶性情，润泽心灵，获得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中国文学史演义（套装全2册）》是第一部用“演义”形式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全书从远古神话起笔，经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义，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中国文学史数千年演化嬗变，线索清楚，详略得当；对各个朝代的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事件，概括准确，阐释精到。全书写法新颖，融理论和形象于一体，汇学术和艺术于一炉，在优美凝练的文字和浓郁的诗情画意中，生动展示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及丰富知识，尽显伟大作家的才情气概和人生智慧，追求演义的趣味性和学术的严谨性完美结合。

多种视觉要素的有机结合让文学史变得轻松有趣200多位重要人物，300多部文学名著，500多同精美图片组合成一幅内容宏大的文化地图。本套丛书分上、下两册，以科学简明的体例、洗炼优美的文字、丰富多彩的图版、新颖别致的版式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将世界文学史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如身处世界文学博物馆，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及愉悦体验。

该书共四卷，自先秦苏州文学一直“通”到现代苏州文学，凡150余万字。书中还精选了各类具有很高的文献、文物价值的插图一百张。此书可说是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面世以来，第一部标明“插图本”而又凸显地方性的文学史皇皇巨著。 从春秋时代吴国建城以来，苏州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文人才子辈出，文化积淀深厚，要比较全面、深入而系统地反映这一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历程，是很有难度的。而《通史》直面难题，能高屋建瓴，从文学史方法论的更新、开拓入手，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这种尝试是有益的。仅从文学史方法论的角度看，这部专著的创新意义和价值取向，已远远跨越了苏州的地域、文学的范围…… 首先，该书首创了苏州作家和苏州作品两个系列双线交叉、互补共进的史学结构。从历史上看，苏州籍作家不断走向全国，非苏州籍作家又不断流向苏州，情况错综而复杂。为了很好反映这种频繁的双向流动，该书比较科学地厘定了“苏州作家”和“苏州作品”这两个重要概念。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编者将唐代在宦游时写了不少苏州作品的三位苏州诗太守——非苏州籍的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列为苏州作家；而对非苏州籍作家所写、又对苏州颇有影响的名篇佳作也广为采掇，按朝代有序地编为苏州作品系列。这种不见于一般文学史的作品系列，其中除每个历史时段均辟有“名篇佳作情满姑苏”专节外，还有“唐代诗人咏虎丘”、“《枫桥夜泊》及其接受史”、“唐代诗文聚焦下的草圣张旭”、“吴会风流：宋词与苏州”、“元曲中的‘天堂’苏州掠影”等很有特色的专节。《通史》这种作家、作品双线交叉而以作家系列为主的逻辑结构，这种立足史实，尊重史实，敢于打破文学史既定模式的创意与整合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其次，该书又锐意于边缘文学处女地的开拓，这更应说是一大创获。在历史上，苏州的文坛艺苑极为欣荣。宋明以来，文学、园林、绘画、戏曲等先后在全国领先；与此相应，更出现了文士云蒸、名家辈出的文化现象。如在明代，“吴中四杰”、“吴中四才子”、“吴门画派”、戏曲的“吴江派”等，或同时相交，或彼伏此起……他们都是多才多艺、文采风流的士人集群；而吴门画派一代代的传人们，也多工诗、书、画三绝，形成了绵延相传的“才子家族”；不少戏曲家也大抵是博综众艺，有些又是造园家……据此，《通史》在全国率先将边缘文学纳入文学史的视野，点面结合地体现了文学与戏曲、园林、绘画、书法、评弹等艺术的共时性交叉，具体地说，是首次将园记、咏园诗、题画诗乃至楹联这类最微型的文学样式等等，引进文学史的学术框架，开创了交叉文学史的先例。例如“吴门画派诗文”一章，就让人看到了为书画之名所掩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祝允明，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萃诗文书画于一身而开辟文学新境的。 《通史》不但注意文学与多门艺术的横向交叉，而且还注意对苏州文学进行历时性的纵向开掘，梳理苏州作家、作品的来龙去脉，如对张继的《枫桥夜泊》、白居易的《忆江南》以及冯梦龙的通俗文学等，都辟有专节探究其接受史、影响史乃至生成史，至于不列专节的接受史，更比比皆是，其中好些论述，颇有发人之所未发的独见之明。《通史》这种纵横交错，时空相织的建构，无疑也具有文学史方法论的意义。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的姚斯曾指出，“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不但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此话虽矫枉过正，但有其合理性。《通史》以接受美学等新学科来更新文学史方法论，这种尝试对学术研究也颇有裨益。 该书又体现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三位一体而以文学史为主的有机构成。一般说来，文艺学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鉴赏批评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者总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但目前较多的文学史专著往往只是单一的史学叙述，不是缺少理论色彩，就是趋于简略的评介，缺少有重点的、具体而细致深入的鉴赏分析。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指出，“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苏州是文艺极为繁荣的历史名城、山水园林清嘉秀丽的旅游胜地，《通史》根据这一地区的文学史实，总结出与世推移律、江山助思律、景咏相生律、共鸣接受律、横向交叉律、合群功能律、迭用刚柔律、美善育秀律等八大规律。这种独特的发现，不但大多具有普遍的共性，而且又是从苏州文学特殊的历史实践中来，有血有肉地带着鲜明的地方个性。如景咏相生律，揭示了“文章藉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的美学原理，而且它是从苏州虎丘、枫桥、沧浪亭等众多山水名胜园林的景与咏互动增殖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而合群功能律，既概括了苏州文学史上包括吴门画派在内的流派社团的成功经验，又对孔子“兴观群怨”说中的“群”字作了独创性的阐释，这是对文艺功能论极有价值的补充；迭用刚柔律，辩证地概括了苏州文学主导风格的节律性反复；美善育秀律，则又探讨了苏州为什么历来人才辈出，如云兴霞蔚，这也是人才学亟待探究的课题。对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总结，是研究文学史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某些文学史专著却忽视了这一点。《通史》强化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就强化了自身的理论深度和史学创见。 《通史》是史赏（析）交融。如对于作为兵家圣典和散文名著的《孙子》，从识见立意的高卓精深、议论逻辑的谨严连贯、一泻千里的气势美、拟诸形容以象其物宜、用字之妙与诗性显现等层面作了多视角的评论赏析，并首次把《孙子》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提并论，将其推上先秦散文史“百家争鸣”的舞台。而陆文夫以刻画苏州世风民情的小巷文学享誉当今文坛，《通史》从吴文化的独特视角切入，解剖其执著的表现、宽容的批判、细腻的雕琢、幽默的情趣以及民俗的意识，给人以深永的品味。总之，以别具只眼的解读视角提供充裕的赏析性和品味量，是《通史》的又一特色。 《通史》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启示还在于：文学与文化的概念虽然层级不同，但编者却善于让二者互为表里，相与交叉，从而使《通史》成为一部既有文化广度，又有新意和深度的地方性大文学史。文化学和历史学通过文学而交叉渗透，这是《通史》在文学史方法论方面又一成功尝试。 当然，由于市级地方文学史至今尚无先例可供借鉴，因而不免有所不足。如对苏州籍作家的某些非苏州作品论析多了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吴味”。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是瑕不掩瑜的。

118课专家讲述366篇名篇评介，2000段佳句妙语，45位名家评点，168则趣闻逸事，199次知识链接，860幅文学史图片再现文学社会生活原貌。

《浙江省重点建设教材：中国文学》既是一门专业课，也是一门人文基础课，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许多学校片面强调学科科技知识，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应试教育又造成重考分、轻能力的弊端。“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的积淀和内分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品质。人才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而思想道德素质是其灵魂。在体例上，全书分为七个单元：一、先秦文学；二、秦汉文学（以上由张卫中副教授撰写）；三、魏晋南北朝文学（林家骊教授撰写）；四、唐宋文学；五、元明清近代文学（四、五单元由张梦新教授撰写）；六、现代文学；七、当代文学（六、七单元由陈建新副教授撰写）。每篇分为四个部分：1、作品介绍；2、作品；3、注释；4、阅读提示。鉴于网络的普及，我们又在每一单元的最后附有“相关链接”（由李如艳提供），为广大读者上互联网查询有关作家、作品的信息，提供一些方便。

胡经之，男，祖籍苏州，1933年出生于无锡。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解放后任无锡学联主席、苏南人民代表。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留校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晦学习文艺学，又从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美学，融西方文艺学，美学于一炉。1958年始，不时发表文艺评论，著有《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文艺报》聘为特约评论员，后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讲授文学概论、文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比较文学等课程。开发改革后，在国内率先开拓文艺美学新学科，在北大设立文艺美学硕士专业方向，为国家先后培育文艺美学硕士10余人，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力量。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文艺学博士导师，获国务院颁发之国家突出贡献证书。1984年受张维校长之邀，来深圳大学参与创建中文系，历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顾问等职。积极参与特区的文化建设和国内外文化交流，被选为中国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被聘为《文艺理论研究》、《四海-世界华文文学》等全国性刊物编委。主要论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方法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与张首映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所颁"全国首届外国文学优秀著作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分上、下编，任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0年修订再版。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所颁"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等，其中三种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现正在撰写新著《审美人生》。

几千年来，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依靠人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进行的。从这个角度和广义的人才概念看，也主要都是在进行各种形式的人才资源开发活动。领导者都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组织者、指挥者、管理者与代表，开发人才资源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开发的结果如何也历来是检验他们称职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凡是明智的领导者，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眼光，表现出这一方面庄严的使命感。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承担起开发人才资源这一艰巨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最主要、最根本的在于做到正确用人、善于用人，正确识人、善于识人，正确待人、善于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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