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欧洲文学史》即为当时授课讲义。作者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中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誉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查周氏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云：“上午草讲义。”是为第一卷写作开始。九月二十四日云：“下午草讲义。”是为第三卷写作开始。第二卷则起手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晚起草罗马文学史。”全书完成于该年六月七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来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多年以后，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算是“编译”。在周氏日记和问期的购书目录中，可以找到部分参考书的记录。书中未必完全没有作者自己的体会。例如谈及海罗达斯所著拟曲时说：“第一章之媒媪，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撰写《欧洲文学史》之前一年，作者即已将此两篇译为中文，所写前言有云：“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日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乃是同一说法。虽然威伯来评论海罗达斯也讲过类似的话（见《看云集·古希腊拟曲》），但他并非专就上述两篇而言。今天来看《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此前十余年间的大量译述工作正相一致，而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当中则显得特别突出。作者后来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是重要基础之一。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此书之中。他并将译介古希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所翻译出版的几种作品，此书均有详细介绍。此外《知堂回想录》说：“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关系到他对于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曾经为此写过多篇文章。而本书命运，说来也与作者这一立场不无关系：“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大概就是这里说的“主旨”罢。由此亦可得知，这本《欧洲文学史》并不完全，还有一部分（大概当列为第三卷的第三篇）写好未能印行，现已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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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列入“福建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本书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一脉贯之，试图在篇幅中勾勒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的一整部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流程。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展到臻于极致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彩。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联系”的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对其“两点积极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有的认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换言之，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又说：“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从切入“心灵”和“精神”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言，心声也。”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心声”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文学史必须翻阅我们前人的心灵史，翻阅他们生存的时代的精神史。如果说有的文学史重在导引阅读者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学画廊中徜徉，有的文学史重在探求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文学盛衰规律、文体发展规律和文风演变规律等，还有的文学史重在从“文”的发展考察“人”的发展进而揭示文学演进的深层动因；那么，罗、陈二先生主编的这部《发展史》则更注重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种视角小而言之，它通过把摸作家的心灵的脉搏进而把摸他生活着的时代脉搏，用研究者和阅读者之心去贴近、对接创作者之心，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深层对话和交流，大而言之，它从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角度去探求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意义，诸如我国文学的乡国情怀、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主题，它们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生命之根，它们是实现文学滋养人、陶冶人的情感之源。这样，《发展史》在发掘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强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化倾向方面实现了它独特的价值。切入“心灵”演史的另一意义是把文学史写活，写出文学的生命。

作家的激情与文采，学者的广博与严谨，西方文学史上的绚丽风景，在本书中有最佳体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却作为文学欣赏和文学史知识的经典，在清华、北大、武大等全国诸多重点高校学生中风靡流传十余年。此交出版的插图本，更展现了西方文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阅读、收藏、欣赏思想的完美的统一，构造了可以尽情遨游的多重审美空间。

本书从20世纪西方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演变的史实出发，辟三编分别论述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考虑到目前国内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时间的限制和突出重点的要求，本书未论及东欧、北欧和美洲某些国家与地区的文学。这方面的文学史知识，感兴趣的读者和学生可通过书后所附参考文献与推荐阅读书目获得。

本书分为十二章，对岭南地区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歌谣、俗曲、传奇故事、俗文学小说、说唱和戏曲，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本书共有两编，上编为文学史编，包括审美的多元并存与文学的自觉拓展、民族精神的高扬与战时文学等内容，下编为重点作家作品介绍，介绍了鲁迅、茅盾等作家及其作品。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是迄今第一部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唐代关中地域文学的学术著作。作者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作者标举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文学士族、关中文学群体等范畴。对牛李党争、唐代关中士族教育、苏绰文体改革、窦叔向家族贯望、《皇唐玉牒》编撰者、李白世系中的谱牒与属籍、柳宗元的婚配与子女等问题亦提出独到的解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增订本）》初版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古代文学教程》是国家教委统编的二年制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执笔者均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师专教授、副教授，全书系统讲授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文学史，介绍各种文学样式。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源流，对各时期重要作家作品有较详尽的分析和评价全书脉络清晰，观点稳妥，并适当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适于师专教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程》分上下二册，另编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与之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