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变化大，发展最快，其过程也极其曲折复杂，既有昂扬奋进、慷慨悲歌，也有荒诞滑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求、觉醒、创造，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从贫穷、落后、封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强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术领域，也经历了转型、发展变化的过程等。

作为一种编选本文学史论著作，本书系统汇集了1980年代至今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水准和最新向度。作为一种编选本文学史论著作，本书系统汇集了1980年代至今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水准和最新向度。所选论文均经过严格筛选，内中既有关于晚清小说、五四文学传统、"十七年文学"等命题的重新评价，也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等论题的全面观照，既有文学内部问题，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类及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审视，也有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都市、文学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既有对鲁迅、茅盾、曹禺等大家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家》、《骆驼祥子》、《白毛女》等名作的精细分析。从单篇看，各论文立论严谨、新鲜，极具思想性和冲击力，而荟萃成书从整体看，则基本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和体式，足以学科方法论上给人以充分的启迪和感悟。

本书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出发，以时间为经，文学潮流为纬，对上起1982年下迄2002年的日据时期、光复时期和当代的台湾文学以及香港文学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多维度的打量。

在各种外国文学教材大量出现，尤其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推荐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出版的情况下，还要编撰新的同类教材，岂不是多此一举？我们认为不是的。各种教材有其优点，有其特色，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吸收各种现有教材优点的基础上，避其不足，同时吸收科研最新成果，力求撰写出一部实用性较强的有自己特点的教材来。为此，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有关的教材的论著，不敢掠美，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修订版，该书自我社1997年出版后即产生广泛影响，目前已成为海内外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必备用书，且被不少高等院校用作研究生教材。这次修订版对原书作了较大的整合和改动。原版收入的八十二篇文章只保留了二十八篇；新增了反映学界最新成果的二十一篇文章，超过新版的四成，全书也由原来的四卷一百五十万字压缩到现在的两卷一百万字。作为一种编选文字史论著作，本书系统汇集了1980年代至今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水准和最新向度。所选论文均经过严格筛选，内中既有关于晚清小说、五四文学传统、“十七年文学”等命题的重新评价，也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等论题的全面观照，既有文学内部问题，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类及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审视，也有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都市、文学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既有对鲁迅、曹禺等大家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家》、《骆驼祥子》、《白毛女》等名作的精细分析。从单篇看，各论文立论严谨、新鲜，极具思想性和冲击力，而荟萃成书从整体看，则基本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和体式，足以在学科方法论上给人以充分的启迪和感悟。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20世纪20年代最杰出的中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巨著。全书不仅及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理论），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诸多领域。所述上起人类开化史之初叶，下迄20世纪前期中国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涉及古近中外诸多作家诗人和名篇名作。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成书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文学史类专著。书中首次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学历史平等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通史。时隔八十年后，这本书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学术价值和魅力！本书是最新版本，除了忠实原著外，还附有内容详尽的图书插图目录，使用极其方便。

本书对当代文学进行写真的叙述，目的就是为了探讨该学和所取得的成就，总结有关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让学生较为全面系统是了解当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概貌，掌握有关专业知识，着重培养其阅读、鉴赏和分析当代文学的作吕的能力。自然作为一本教材。本书只能简单勾勒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线索，重点是介绍作家作品尤其是主要作家作品。本书的编写，就企冀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与通行的大多数教材不同，我们致力于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反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从体例上讲，这大概比较接近于描述型的文学史。总之，我们想通过尽可能全面翔实史料的展示，还原多共生、丰富复杂的当代文学的本真状态，靠史实说说话史实取胜。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套大家熟知的搜集、整理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向来就十分重视将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本书的编撰，在方法和体例上借鉴、吸纳这方面的传统。具体的内容，主要由以下这样五大板块所组成：（1）作家（作品）简介；（2）评论文章选萃（精先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多位有代表性的评论家异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3）作家自述；（4）编者评点；（5）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王国维先生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它们既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发、演进、成熟、衰微的过程。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入的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跟踪学术发展，随时吸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收入本丛刊。《中国断代专题文学丛刊：唐代小说史》采取开放的形式，按系列陆续推出。既回眸历史，总结过去，也放眼长远，瞻望未来。希望学界同仁惠赐大作，使这道学术长城能蜿蜒万里。

著名学者杨义先生目注全球化语境，深入民族文化最博大精微的诗性世界，试图建构起自己的以“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为纲目的诗学思想体系，显示出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史观和史识。并且在探索和融通多区域、多民族、多时段、多文体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给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沿命题。他在美国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所作的讲演被誉为“经典的讲演”。他丰富的文化知识，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饶有风趣的语言，使阅读这部讲演集成为一次赏心悦目的心灵旅程。本书前言都说演讲是一门艺术，这我也相信，却至今没有投师学习过。从小在海边农村长大，虽然打闹追逐，花样百出，但到了大城市后，当众讲话也要脸红。实在不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角色，只好躲进书堆，用笔墨遮短。我是很崇拜那些讲课讲得让我们瞪大眼睛的中学老师的，赞叹他们的嘴是“那把铲儿”，似乎一铲就能入地三尺，掘出金银珠宝，一铲就能把稻谷扬上九天，变作天花乱坠。后来我由普通的研究员出来当了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虽然没有多少抢坐主席台的瘾头，每年必须出席的会议却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个月开的会，比以往当研究员时一两年还多，这就使我简直换了一种人生方式。说是“四十不学艺”，我这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几乎是逢会都要你发言，而且还说是“主题发言”，使你不敢偷懒。因此也就开始留意讲演之术，免得使人家喜气洋洋的会议，一开头就因你的“主题发言”变成闷罐子。人生就怕历练，历练多了，再笨的笨伯也不至于练不出一两招来。“Can－dospirit”（肯做的精神）是个好东西，它逐渐地把我救出困境。

《欧洲文学史》一九一八年十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欧洲文学史》即为当时授课讲义。作者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中说：“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誉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查周氏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云：“上午草讲义。”是为第一卷写作开始。九月二十四日云：“下午草讲义。”是为第三卷写作开始。第二卷则起手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晚起草罗马文学史。”全书完成于该年六月七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这是周作人来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多年以后，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按今天的说法，大概算是“编译”。在周氏日记和问期的购书目录中，可以找到部分参考书的记录。书中未必完全没有作者自己的体会。例如谈及海罗达斯所著拟曲时说：“第一章之媒媪，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撰写《欧洲文学史》之前一年，作者即已将此两篇译为中文，所写前言有云：“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日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乃是同一说法。虽然威伯来评论海罗达斯也讲过类似的话（见《看云集·古希腊拟曲》），但他并非专就上述两篇而言。今天来看《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与他此前十余年间的大量译述工作正相一致，而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当中则显得特别突出。作者后来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是重要基础之一。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后来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此书之中。他并将译介古希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所翻译出版的几种作品，此书均有详细介绍。此外《知堂回想录》说：“但是这里也有一种特色，便是人地名都不音译，只用罗马字拼写，书名亦写原文。”似乎只是枝节问题，却关系到他对于西方（并不仅仅是文学）的基本看法之一。以后他明确提出“名从主人”，即根源于此，曾经为此写过多篇文章。而本书命运，说来也与作者这一立场不无关系：“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中间只得少陪了。”周氏谈到西方文化时一再讲：“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苦竹杂记·北大的支路》）大概就是这里说的“主旨”罢。由此亦可得知，这本《欧洲文学史》并不完全，还有一部分（大概当列为第三卷的第三篇）写好未能印行，现已亡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