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丛书”是北师大文艺学学术群落向文艺学前沿运动的又一次努力。这10本书内容个尽相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看起来“面貌”并不相似。但我们的方法却都是“文化诗学”的。追溯文化背景，揭示文化意味，谈古必然要论今，谈西必然要论中，跨越中西古今文化距离，这是本丛书的一个基本学术追求。

“边缘批评文丛”主要收集中国学人在海外的文学批评文字与文化研究成果。“文丛”作者大都原是国内知名评论家，近二十年来到海外游学。由于身份、对象和语言的缘故，他们在海外学院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基本属于“边缘学科”。然而，当他们在海外获得学位取得教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但对于“边缘批评文丛”的作者们来说，“边缘”与其说是自觉追求，不如说是某种不得不面对的现象学术处境。“边缘”所标示的，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空间位置，而是批评者在中心与中心的夹缝间的游走穿梭。“边缘”作者挪用种种来历混杂的理论策略，调整组织自己的文本经验，应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情境……

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比较过去一些介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著作，论述范围相对阔大，既包括重新梳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部分纯属大众集体创作的口头作品，也收入了少数民族乡土戏剧（如师公戏、傣戏、傩戏、藏戏等）和少数民族俚俗曲艺（如子弟书、好来宝等）这部分由各族下层文化人执笔创作出来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文艺作品。至于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章回小说、白话小说中的俗文学作品，由于对其学术界定标准尚有细微歧见，故暂且未予收入。《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的编写者，多是长期坚持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人，各自通过长期的发掘、搜寻、整理工作，对所分工编写的篇章，提供了丰富、翔实、新颖、准确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还来自编写者自己深入民间取获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弥补和修正以往诸种类似书籍资料不足或有失确切的效用。它的问世，将能较好地体现我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整理、研究者在20世纪最后阶段所占有的资料概貌。这部著作的撰写体例，也跟以往某些著作不大一样。已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概论类的著作，采用以“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叙事诗”等体裁划分的方式展开，而《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则多以“韵文体”、“散文体”及“韵散杂用体”等更大的范畴来区分作品的性质。这样。不但比较符合俗文学的客观现实存在规律，也将有利于继续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文学文体学的探讨。期待着有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介入少数民族俗文学的研究领域。

快意的书评！个性化的文论！他们这样评价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摸到……”说“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评论陈忠实的《白鹿原》为“又一部‘史诗’来了……”说“浩然，哎，可惜了……”评论钱钟书“如果说《管锥篇》为钱钟书加了冕，那么《围城》就是这顶学问王冠上的宝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屋》专栏、“说自己想说的话”的《齐人物论》！

本书是运用考古和传世资料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诗经》四言体及汉语四言定式结构的起源。

从激情澎湃的诗人到深刻睿智的学者，从当初宏观体系的建构（“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等）到今天微观部件的磨洗（“如是说”、“挑剔文坛”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挑剔文坛》便是其十多年来执着于建构理论大厦之余的一些“微雕”。书分二辑：“挑剔文坛”和“文苑探幽”。无论是“挑剔”还是“探幽”，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无不呈示着作者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正是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战权威、挑剔文坛。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评为“多智而近妖”。而孙绍振先生没有囿于鲁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了罗贯中“状诸葛多智”的原由：“在军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心理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节和人物发展的一个动因。”这种分析深刻而独到，为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力做了辩护。从鲁迅到当今正红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他都发出了他“于不疑处有疑”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没有居高临下的戏谑，没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对《白鹿原》的品评，在当时众口一词的“史诗”、“杰作”的声浪当中，孙绍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陈忠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功夫上的“蹩脚”甚或“拙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在孙绍振的意识当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瞒过的。因为，他花毕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艺术的奥秘。最能体现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过于他为余秋雨所做的辩护。在冷眼旁观了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在京沪两地的重量级批评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细读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为余秋雨，更是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出了他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发出的真诚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当口，这种声音尤为可贵。倘不是孙绍振的“夫子自道”，对其批评的方法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归纳、提纯和抽象出来。现在好了，孙绍振在《挑剔文坛·自序》中“金针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这些“微雕”时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种“主义”、“学说”来，孙绍振的这些方法似乎并不时髦、新潮，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方法的态度，他没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剥，更没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戏，而是结合我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去解读，去检验。比如《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就是运用“证明和证伪”法的结合论证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极端，又可能导致光有自由没有恋爱”的结论。最值得称道的是带有孙氏独创色彩的“还原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出了欣赏艺术的基本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感觉，而且还要看出这种感觉和逻辑表现出的人类情感的价值。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挑剔文坛”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凭着其本身坚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审美经验对一向被视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绽”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论的“哗众取宠”，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知音对并不完善的艺术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动因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坛和批评界，缺少的是“公平”、“宽容”、“通达”，少有真的声音。动不动就“酷评”一气，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终结”的世纪，有这样一批“批评家”，不要说文学批评会终结，文学创作也没指望。因为一旦一个“千里马”出现就会有成群的“伯乐”们蜂拥而上，不是“捧杀”就是“骂杀”。批评的灵魂是“热情”，有“热情”则批评的灵魂在，无“热情”则批评的灵魂亡。我们的文坛却是一个近乎“零度”的文坛，有些评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热情洋溢”都无法掩饰住其骨子里的阴冷。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艺术创作真正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对艺术家真正充满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会兴盛。

这套“外国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本”共遴选了一百多位作家的一百二十多篇作品，体裁包括小说和童话，时间跨度由古至今，地域跨度由欧陆至美洲，由非洲至大洋洲，由东亚至南亚。国不分大小，尽可能放眼；文则分精芜，克至诚推出名篇。这套丛书的作品，细分的的读者会发现，国有别、人不同、文相异、但洋溢其中的，有充沛的时代性内容，鲜明的民族性特质，卓著的个体性风格，严肃的人类性课题。作家的点评，聪明的读者会惊叹，各人虽才情底蕴有别，创作实绩不同，审美情趣相异，但投注到丛书点评中的，却都是追求高雅，崇尚经典，守望神圣，呼唤良知，熔铸个性，营造精品。名作家抒才情，扬正气，发宏论，是谓第二大特色。选外国的文学名作，由中国的名作家点评，其中蕴含了我国出版人小小的智慧，体现了我们孜孜的追求。我们呼唤文学的道义感，推崇作家的责任感，坚守出版人的使命感。愿广大读者领悟至名作的精华，品味出点评的才智，体察到出版的良知。

王笠耘，1927年生于河北省安新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电机系，参加了一二·一学生运动。1950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专家委员会委员，编发过多种优秀作品。1994年，国务院决定给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194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进入五十年代，不断发表小说、诗、报告文学和评论。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中篇小说《春儿姑娘》、诗集《心花飘向远方》、理论专著《小说创作十戒》。本书较为广泛地讨论了小说创作方面的问题，对小说的开篇、情节结构等具体问题，都有不乏新意的探讨。

编辑推荐： 宝黛故事背后的秘密，您知道吗？高鹗偷改《红楼梦》的秘密，您知道吗？《红楼梦》原作者是曹頫，您知道吗？红学研究的新方法，开拓出的新境界，您想知道吗？本书单刀直入提出《红楼梦》一书的原作权问题。作者从旁证、自证两个方面以大量“证词”论证了原作者是曹頫，而曹雪芹则知识改编者，或称改作者、补作者。这叔侄二人之间原作与改编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是有主从之分的合作关系。提出这一论点极为重要，自不待言；而摆出的论据也够分量，有说服力。作者在这里表现了自己的卓见、胆量、学识和功力，是我近年来所见到国内有关“红学”的出色著作之一。我还不愿说他已算有所有突破，但敢说他确已向这个目标迈出了雄健的一步。这是“红学”界当前一件可喜的事。作者接着论证了第二个根本问题，即《红楼梦》书中有五隐真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老早以前就提出了正面的结论。本书作者则以远远更为细密的据论证了《红楼梦》书中的隐真。而首先从根本上就我国古典文学的隐真的传统立论，尤为我怀想已久而未遑阐说的一点，可谓“实获我心”。这些，诚如作者来信所说，是我俩之间的“大同”之处。至于说到所隐真事的内容，作者是单从《红楼梦》原作者曹頫出发，认为密码而——加以破译。这些，我还未加深研，还不大懂，不敢贸然苟同，而这些并非如来信所说只是“小异”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终是冲破了禁区而此驰骋于自由思考的广阔天地。这又是“红学”届当前一种可喜的现象。

司马迁是西汉鼎盛时期所出现的一个伟大人物——一颗伟大头脑和心灵。《史记》是司马迁用这颗伟大头脑和心灵，用他整个生命所谱写成的一部大书。这部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谱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史章，也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心魂。这部伟大著作所蕴含的历史的、文学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宝藏，虽经两千多年的开掘，至今还远远没有穷尽其底蕴——就文学成就方面论尤其是这样。因此，我们在继续开掘它、探究它的时候，便应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浅尝辄止，不要见其小善而昧其真美，而要努力使自己见其小善的水滴汇向识其真美的大海。至于面对这样一个伟人，面对这样一部大书所应取的态度，作者认为应当是既要懂得诚心诚意地仰视，又要敢于居高临下地俯视。因为，对于真正伟大的东西你不知仰视和不肯仰视，说明你还未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