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第一卷，收录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等11篇经典传记品。各篇俱传世佳作，作者亦大家名宿，故文采斐然而文风各异，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初创时期的特色。其中《李鸿章传》、《蔡元培口述传略》诸篇作品记述了近、现代史上那些人与事的风云际会，再现了清末民初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历史人物多舛的命运和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无可奈何。《古史辨自序》、《四十自述》则呈示了一代学人的治学路径及忧国心迹。读来让人掩卷长思、心绪万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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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新证》共包含既相互联系，又各能独立成章的论文13篇，除首篇外，都围绕一个基本论点。这个基本论点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为著名文士徐渭。认为《金瓶梅》出自徐渭之手的见解，当然不是承玉的首倡。早在30年代，英人韦利就提出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乃是出于一个误会。《万历野获编》曾记述：麻城刘延伯家藏《金瓶梅》全书抄本，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处抄来，而徐渭字文长，恰为徐文贞的排行弟兄。于是，他就把《金瓶梅》看成徐渭的手笔。其实，文贞乃明相徐阶的谥号，徐阶与徐渭并非兄弟。韦利的论据自然难以立足，其“徐渭说”也一直遭受冷落，数十年来，几乎为人们所遗忘。承玉此次提出徐渭作《金瓶梅》说，当然与韦利不无关系，但结论的得出，却是他深入具体地钻研小说文本和有关资料而形成的。他肯定了韦利的猜测，但抛弃了误会，并且用大量的来自文本的论论，初步构成了“徐渭说”的比较完整的论述体系。也许他的探讨还有不少粗疏之处，对他的见解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证明徐渭作《金瓶梅》，承玉对小说文本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我觉得，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这一途径无疑是可取的，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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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中国当代女小说家典范论，本书共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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