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文献资料性的工具书，由傅璇琮主编，它汇编了海内外每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基本情况和最新成果，分“一年记事”、“研究情况综述”、“论文摘要”、“新书选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问题讨论综述”、“港台及海外研究动态”、“索引目录”等版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的教学备课、业务进修、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 傅璇琮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近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引导、组织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

克里斯汀·迪奥这个名字代表着华丽、高尚与新时代的个性。这位时装大师自本世纪中叶有时装界崛起后，其重大影响及震撼力早已超越群伦。虽然他新自掌管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时装王国只有短短十年的光景，但对于整个时装行业的历史却贡献良多，影响既深且远。法国时装界首席评论家贝，巴拉德对迪奥的历史地位做出高度评价，称他为“时装界的拿破仑”。目录：1．格兰维尔之角2．可怕的孩子，可怕的父母3．通往自由之路4．破碎的镜子5．战争、和平与启示6．幸运之星7．初登舞台8．幸福时光9．不情愿的英雄10．美国的财富11．丰厚的财富12．欢笑的衣服13．同时间竞赛14．给天使打扮致谢

简介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苏东坡生活在北宋新旧两党争斗最为激烈的时代，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历经浮沉，备受磨难，但又矢志不渝。他豪放旷达，轻财重友。他的朋友中有诗人、大臣、和尚、隐士、药师、酒店老板、市井常人和不识字的农妇。他多才多艺，诗词歌赋书画，无所不精。他是著名书画家，“宋四家”之一。他的随便一张便条也被人收藏并作为临习范本；他开拓了“士人画”新风，使中国画艺术独具一格。但他最富盛名的还是文学。他改变了“宋词”的格调，使这种限于描述相思的体裁成为描写佛道和人生哲理的工具。其《大江东去》，历代传诵，妇孺皆知。在散文方面，他几乎达到了难以企及的完美境界。20岁时，宋代文坛宗主欧阳修看了他文章之后便慨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后来，苏东坡果然文名大炽，主盟文坛，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与唐代文学大师韩愈并举，在文学史上享有“韩潮苏海”的美誉。即使是表状之类的公文，苏东坡也写得别具风采。神宗皇帝的一位侍从曾说，每次皇帝吃饭时放下筷子，那一定是读苏东坡的表状。除了诗文创作外，苏东坡还留下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品，或述史，或记事，或言灵异，皆涉笔成趣，清新自然，成为笔记文学中的精晶。这些小品大多收录于《东坡志林》中。苏东坡是随着他步入政界而登上文坛的。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东坡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苏老泉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并同登进士第，誉满京城。他的文章受到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因此成了当时文艺界名人。其后苏东坡和弟弟被提升为官吏，但他们并未到任，而是留在京城准备制科考试。制，是皇帝的命令。制科考试日期不定，而且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因此比进士考试难得多。苏东坡成绩优异，为“上考”即考人第三等。自宋初以来，除苏东坡外，只有一个人取得过这样的成绩。苏东坡被授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亦即知府助理，职责是分管司法。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时，苏东坡正在京城任职，但他反对变法而主张整顿吏治。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于是请离京师，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这使他有机会体察民情，看到了王安石的“社会改革”给农民造成的不良后果，写下了讽刺新法的诗篇，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杭州任满，他请调山东，只是想与弟弟靠近些。朝廷命他为密州知州。他到任后即上书丞相，批评某些官吏报喜不报忧的无耻行为，如实报告了灾情，要求发放救灾物质。他还拨出专粮，收养弃儿。这时他已届不惑之年，并开始填词，写下了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他第一首豪放词。元丰二年，有人把他的四本诗集交给皇帝，表状他讽刺政府，该杀。神宗皇帝下诏将他自湖州任上捉拿下狱，审讯持续了一百多天。当时的驸马和许多著名人士曾大力营救苏东坡。苏辙还要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他幸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但官方未留下文字记录，幸亏陆游保留了所有文件，使后人得以了解诗案始末。元丰七年，神宗驾崩，10岁的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秉政，苏东坡被召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后又兼任哲宗皇帝的老师。这时司马光做了宰相，尽废新法，一意孤行。苏东坡却主张保留新法中免役法和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他于是又招致旧党中程颐一派的攻击和排挤，再次离京赴杭州做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继续推行新法，新党东山再起。这位刚刚成年的皇帝，以“诽谤先帝”的罪名，把他的老师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在贬赴英州的路上，苏东坡又三次遭贬，终至惠州，不久又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这时苏东坡已经62岁高龄。元符三年，哲宗天亡，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遇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哀悼他的逝去。苏东坡死后一年，元祐党人碑在全国各区设立，碑上刻有旧党人物309位，以苏东坡为首，圣旨规定他们及其子女永远不得在朝为官，忠贞之家不准与其联姻，已订亲者一律依皇令解除。苏东坡被除去生前一切头衔，著作也被禁毁，朝廷禁止其海外诗的赏钱曾增至八十万。但禁愈严而传愈多，据记载，当时士大夫若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亦谓之不韵。十年之后，禁毁他著作的那个君主又悬赏征集他的文稿，南宋的皇帝还御笔题序，出版了他的全集。《东坡志林》属于笔记小品范畴，非一时一地写成，取材广泛，内容博杂，尽皆信手拈来，澹泊无华。形式自由灵活，篇幅长短不一，长者愈千字，短者仅几十字，但都行文从容不迫，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如行云流水，极具大家风范。现存《东坡志林》五卷，按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上、异事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等内容分类，包括29个不同类别，共计203篇，上自元丰，下迄元符，是苏东坡二十年间所见、所闻、所思、所虑的总汇，相当于一部生活实录。关于这部书，明万历年间赵用贤刻《东坡志林》小序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浪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皆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丽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这段小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东坡志林》的主内容，阐明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对我们深入了解与研究这本著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东坡志林》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首先，《东坡志林》是一本史书。苏东坡在书中忠实地记录了20年来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北宋末年的生活面貌。因为这些事件大多不会被写进正史，所以它可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人们去了解历史以及历史进程中一般人的思想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丰富了正史作家们的历史记录，为后世宋史研究者留下了宝贵资料。其次，《东坡志林》也是一本传记。从体例上看，尽管这本书在年代和记事上没有多大连贯性，但它保留了苏东坡二十年间的一些生活史实，可以看作他的个人生活实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东坡志林》在记事的同时，包含了苏东坡对事件、历史、人物和学术所作的大量品评，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苏东坡的个性品质、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展示了苏东坡的思想风貌，是苏东坡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东坡志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各篇虽然只是一些随笔、小品，而且篇幅极为短小，但却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体现了文学大家苏东坡超凡脱俗的风韵。这些作品多以叙事为主，但每每感事述怀，因此别有意境性情。它们至少有三个最为主要的特点：一是用笔洗炼，二是叙事完整，三是情境交融。如《记承天寺夜游》就堪称典范：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唯吾两人耳！短短84字，先叙事，后写景，再抒情，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此文写在苏东坡被贬黄州时，虽然不象同期的前后《赤壁赋》那样文笔灿烂，幽峭峻伟，神思飘忽，恣态横生；但也体现了苏文惯有的那种潇洒自然、清奇空灵、含蓄蕴藉的特点，同时还透露着一种淘尽浮华、质朴恬淡的漫不经心的美感。这种魅力独具的文字，在《东坡志林》中简直可以随处发现。《东坡志林》在文学上一向为后人所重，这除了它的文学欣赏价值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即是在我们古代文体沿革历史上的地位。苏东坡的这些笔记、小品对明代晚期小品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在文学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东坡志林》在宋代有时称为《东坡手泽》。此书的名称是否来源于苏东坡，后人说法不太一致，但这实际上是不应有什么疑问的。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手泽袋盖二十余，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人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见《豫章集》卷二十九）苏东坡喜书字，时把日常见闻手书之，放人手泽袋中，此为黄庭坚所亲见。黄庭坚乃“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言足资佐证。因此可以认为，“手泽”之名为苏东坡生前所定而非后人所为。后人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另有《宋史·艺文志》著录苏东坡《儋耳手泽》一卷，此二者是否同为一书，因其俱佚，今已无可考知。“志林”一名固当书贾所创。元符三年，苏东坡遇赦北归路过廉州，作《与郑靖老书》，内有“《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一语，这则史料说明，“志林”其名，是苏东坡早已预定下来的名称。《东坡志林》历史上有很多版本。《苏东坡大全集》所载与《东坡手泽》三卷相同，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只有一卷，而且仅史论十三篇。有明一朝，《东坡志林》以不同版本见于世间，或为一卷，或为五卷，或为十二卷，其内容与卷数亦出入颇大，很不统一。《东坡志林》现在通行的版本有三种：一、宋·左圭《百川学海》本，一卷。二、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前述赵用贤之子）刊本，五卷。此本清嘉庆九年由张海鹏重刻，较为流行。三、明·万历年间商濬《稗海》本，十二卷。就现存资料来看，上述三种版本亦有优劣。一卷本只有史论而无杂说，一定不是《志林》全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征引《志林》中史论之外的文字较多，由此可知左刻一卷本之前，《志林》并非仅有史论一项内容。十二卷本仅载杂说不录史论，且时有伪作，文字讹误不断，不太为后世所重。但这个版本也有一定价值。因其罗致甚广，宋人所引《志林》，不见于五卷本者，常于其中可以发现，亦可作为研究之参考。五卷本史论、杂说俱载，内容全面，取舍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此本加以著录，颇为后世所重。这里印行的《东坡志林》，是在赵刻五卷本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各家版本，并取其所长，精心校点和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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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大量的抒情诗，这是中国诗史中的瑰宝。欣赏古典的抒情诗可循两种途径：从内容到形式。内容，是诗的思想、感情、意境、寄托……。形式，是诗的语言、音韵、格律、结构、表现手法……。古典的诗论中对写诗有过赋、比、兴的说法，把这三者概括为诗歌表现的基本规律，而抒情诗则以比兴为主要特征。诗以比、兴来反映事物，抒写形象，很重具体和意境。“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具体的抒写，是散文；“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是诗，也是以工丽之笔具体而微地写出了春光满眼，意境怡人的图画。就是“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也反映出很高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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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学概论》试图从特征、起源、分类、演变、作用、结集评论和影响等方面入手，在梳理、评骘前人有关见解的同时，对传统的赋学作一系统的理论性的阐述。与以往论者大多辞、赋不分，视屈原辞作为赋不同，《赋学概论》论赋，辨体首严辞、赋异体之辨，坚守屈辞非赋之说，而仅以“辞赋”作为赋体在最初阶段受有各种说辞（尤其是俳词）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类型名称；溯源亦仅以现存最早的赋作所呈现的体式特征为依据，追寻赋体亦诗亦文、非诗非文的渊源所自；分类则列举异同，评析得失，以“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校雠略》）为分赋成“诗体”和“文体”两大类的原则。在具体探讨赋体的历史演变时，本书主张把以宋玉、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视为赋之所以区别于诗文而独立成为一种文体的正体，而把以后各种类型的赋都看作赋体在受诗或文不同影响下产生的变体形式。论述一般采用横截法，即从正名、体形、用韵、句式和流变诸方面，去展示和研究它们的发展状况，如书中第四章中的《辞赋》和《骚赋》两节所示；但有时也采用顺叙法，即从某类赋的酝酿、初成、积渐、臻极、新变等各个阶段，去反映和探究它们的体式演变，如《俳赋》一节即如此；有时则兼用两法，如第五章中的《律赋》一节，就先用顺叙法陈其演变大势，再用横截法剖其体式特点。这些方法在书中的交替使用，目的无非是便于明确、清晰地表述见解、把握对象；而有时也为了对于前人的有关疏失有所补益。如现代学者对律赋大多注意不够，所论往往草率粗疏，本书因此有意详之；又如历史上对俗赋和后起的白话赋少有论及，本书则特设一节专门论之。本书第六章追踪了赋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起的娱乐、政治、社交和传世等作用，指出它之所以在历代都受到广泛的重视，其原因即在于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尽管赋的政治效应（尤其是述颂功德）一再为统治者和儒家所反复强调，但它在社交和传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最现实、最具影响的。以往研究对赋的艺术贡献关注不多，近来虽有改观，却又往往零敲碎打，缺乏系统的考察。为了弥补这一点，本书第八章分题材、手法和形式三节，就赋在艺术上对诗歌、词曲、散文、戏剧和小说创作曾发生的影响，作了一些力求全面的探索。由此既可见赋家赋作对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创作的广泛沾溉，同时也能反映出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与上述这些内容相应，本书第七章集中介绍和评述了历史上赋的一些主要的合集、专集、散见的赋论和赋话专著，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赋学的历史面貌，而且能为这门古老学问的更新提供某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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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小说史丛书”之一，全书按照侠义小说、分案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分章、分节叙述。该书重在阐述该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