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
-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谢冕著《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选取了国内十七位著名文艺评论家的评论作品,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期的论作。选本中既选有见于以往评论集但颇具学术价值、代表评论家本人一定时期学术成就的篇什,也选有尚未编集出版的近期评论新作,涵盖作家、作品评论和专题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文字。丛书展示了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期我国评论界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概貌和对许多著名的和新起作家的创作成就及有关见解。 -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这是一套文献资料性的工具书,由傅璇琮主编,它汇编了海内外每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基本情况和最新成果,分“一年记事”、“研究情况综述”、“论文摘要”、“新书选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问题讨论综述”、“港台及海外研究动态”、“索引目录”等版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的教学备课、业务进修、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 傅璇琮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近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引导、组织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 -
文人事陈子善著\t\t -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陈文忠著这是一部探索、尝试之作。题为“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旨在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以作为接受史料的历代诗话为学术基础,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其诗学意义。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此,对接受美学的引入和我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情况,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区别、本书的学术追求和逻辑结构架等,先作一交代。全书四编,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和一编,旨在从中国诗史的实际出发,建构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编至第四编,分别从阐释史、影响史及诗学沉思史三个角度,对不同内涵、不同特点的作品接受史进行深入的考察,作品的效果史则分别融入其中;力求沟通古今的审美经验,融合古今的期待视野,也对创作规律和诗学理论提出了新鲜见解。本书对接受美学的借鉴,主要是尧斯的宏观接受理论,即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但并不意味着伊泽尔的微观接受理论对本书作者没有意义 -
中国古典悲剧史杨建文著该书论及的悲剧作品,较任何一部悲剧论著为多,都是作者广泛挖掘所得,只要认真一读,就会感到许多面生的作品迎面而来,而对晚清悲剧作品的挖掘,尤为可观。从这一点看,其资料价值,绝不可没。而更显作者的真知灼见的,则是对学术上众多问题的细微辨析。例如驳“宗教和悲剧是相反对的”、“宗教使悲剧走向了衰亡的观点;第四章论析《张协状元》时,对周贻白、钱南扬关于“张协拒娶王胜花”的观点进行了辨驳,合情合理;第五章关于元人“四大悲剧”和《疏者下船》、《东窗事犯》、《绯衣梦》的评析以及元人悲剧“苦境”的创造和中西方悲剧理论的比较、对《琵琶记》“三逼”、“三辞”、“三不从”的理解,等等,都有新见,令人一新耳目;第六章给《牡丹亭》的定性,颇有说服力。1980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广州讨论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篇目时,曾邀请张庚、郭汉城、俞林三位先生参加,在讨论会上,《牡丹亭》定性问题争论最为热烈,以汉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力主喜剧说,以季思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力主悲剧说。因为他们都是戏曲研究界的著名权威和前辈,后学不便仲裁,故悲、喜二集中均未入选,只在悲剧集的编后记中作了简要说明。后来郭汉城先生将它定为悲喜剧,收入他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前言》中有近千字的论述与说明。建文则把它定为悲剧,虽然此前有季思先生的发言和赵景深先生《(牡丹亭>是悲剧》的文章(《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建文将其定为“爱情悲剧”,是从作品的主角杜丽娘的悲剧主色调着眼的,尽管该剧不乏喜剧性因素,但这“是中国古典戏曲惯常‘插科打诨’、巧于团圆的俗套所使然。”他引用茅暎的话“梦而死也,能雪有情之涕;死而生也,顿破沉痛之颜”,认为,汤显祖,对剧中悲情”能“始终如一的把握”并有“深切的体验”。 -
海明威入门(美)埃罗尔·塞尔柯克(Errol Selkikk)文;(美)安妮·芬克斯泰因(Anne Finkelstein),(美)詹姆斯·阿塞维多(James Acevedo)图;杨道圣译《海明威入门》是一本对海明威的生平和著作进行透视并且作出系统评价的书。它展现了海明威到意大利战场的朝圣之旅、西班牙的斗牛、非洲打猎的场景以及墨西哥湾深绿色的海水。它还揭示出海明威有时对于他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启示,以及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折磨他的阴影。 -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这是一套文献资料性的工具书,由傅璇琮主编,它汇编了海内外每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基本情况和最新成果,分“一年记事”、“研究情况综述”、“论文摘要”、“新书选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问题讨论综述”、“港台及海外研究动态”、“索引目录”等版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对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的教学备课、业务进修、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 傅璇琮先生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近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引导、组织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 -
克里斯汀·迪奥(法)玛丽-法兰西·波希娜(Marie-France Pochna)著;张显奎译克里斯汀·迪奥这个名字代表着华丽、高尚与新时代的个性。这位时装大师自本世纪中叶有时装界崛起后,其重大影响及震撼力早已超越群伦。虽然他新自掌管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时装王国只有短短十年的光景,但对于整个时装行业的历史却贡献良多,影响既深且远。法国时装界首席评论家贝,巴拉德对迪奥的历史地位做出高度评价,称他为“时装界的拿破仑”。目录:1.格兰维尔之角2.可怕的孩子,可怕的父母3.通往自由之路4.破碎的镜子5.战争、和平与启示6.幸运之星7.初登舞台8.幸福时光9.不情愿的英雄10.美国的财富11.丰厚的财富12.欢笑的衣服13.同时间竞赛14.给天使打扮致谢 -
中国历代笔记英华任叔宝主编简介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苏东坡生活在北宋新旧两党争斗最为激烈的时代,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历经浮沉,备受磨难,但又矢志不渝。他豪放旷达,轻财重友。他的朋友中有诗人、大臣、和尚、隐士、药师、酒店老板、市井常人和不识字的农妇。他多才多艺,诗词歌赋书画,无所不精。他是著名书画家,“宋四家”之一。他的随便一张便条也被人收藏并作为临习范本;他开拓了“士人画”新风,使中国画艺术独具一格。但他最富盛名的还是文学。他改变了“宋词”的格调,使这种限于描述相思的体裁成为描写佛道和人生哲理的工具。其《大江东去》,历代传诵,妇孺皆知。在散文方面,他几乎达到了难以企及的完美境界。20岁时,宋代文坛宗主欧阳修看了他文章之后便慨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后来,苏东坡果然文名大炽,主盟文坛,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与唐代文学大师韩愈并举,在文学史上享有“韩潮苏海”的美誉。即使是表状之类的公文,苏东坡也写得别具风采。神宗皇帝的一位侍从曾说,每次皇帝吃饭时放下筷子,那一定是读苏东坡的表状。除了诗文创作外,苏东坡还留下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品,或述史,或记事,或言灵异,皆涉笔成趣,清新自然,成为笔记文学中的精晶。这些小品大多收录于《东坡志林》中。苏东坡是随着他步入政界而登上文坛的。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东坡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苏老泉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并同登进士第,誉满京城。他的文章受到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因此成了当时文艺界名人。其后苏东坡和弟弟被提升为官吏,但他们并未到任,而是留在京城准备制科考试。制,是皇帝的命令。制科考试日期不定,而且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因此比进士考试难得多。苏东坡成绩优异,为“上考”即考人第三等。自宋初以来,除苏东坡外,只有一个人取得过这样的成绩。苏东坡被授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亦即知府助理,职责是分管司法。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时,苏东坡正在京城任职,但他反对变法而主张整顿吏治。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于是请离京师,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这使他有机会体察民情,看到了王安石的“社会改革”给农民造成的不良后果,写下了讽刺新法的诗篇,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杭州任满,他请调山东,只是想与弟弟靠近些。朝廷命他为密州知州。他到任后即上书丞相,批评某些官吏报喜不报忧的无耻行为,如实报告了灾情,要求发放救灾物质。他还拨出专粮,收养弃儿。这时他已届不惑之年,并开始填词,写下了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他第一首豪放词。元丰二年,有人把他的四本诗集交给皇帝,表状他讽刺政府,该杀。神宗皇帝下诏将他自湖州任上捉拿下狱,审讯持续了一百多天。当时的驸马和许多著名人士曾大力营救苏东坡。苏辙还要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他幸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但官方未留下文字记录,幸亏陆游保留了所有文件,使后人得以了解诗案始末。元丰七年,神宗驾崩,10岁的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秉政,苏东坡被召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后又兼任哲宗皇帝的老师。这时司马光做了宰相,尽废新法,一意孤行。苏东坡却主张保留新法中免役法和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他于是又招致旧党中程颐一派的攻击和排挤,再次离京赴杭州做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继续推行新法,新党东山再起。这位刚刚成年的皇帝,以“诽谤先帝”的罪名,把他的老师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在贬赴英州的路上,苏东坡又三次遭贬,终至惠州,不久又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这时苏东坡已经62岁高龄。元符三年,哲宗天亡,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遇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哀悼他的逝去。苏东坡死后一年,元祐党人碑在全国各区设立,碑上刻有旧党人物309位,以苏东坡为首,圣旨规定他们及其子女永远不得在朝为官,忠贞之家不准与其联姻,已订亲者一律依皇令解除。苏东坡被除去生前一切头衔,著作也被禁毁,朝廷禁止其海外诗的赏钱曾增至八十万。但禁愈严而传愈多,据记载,当时士大夫若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亦谓之不韵。十年之后,禁毁他著作的那个君主又悬赏征集他的文稿,南宋的皇帝还御笔题序,出版了他的全集。《东坡志林》属于笔记小品范畴,非一时一地写成,取材广泛,内容博杂,尽皆信手拈来,澹泊无华。形式自由灵活,篇幅长短不一,长者愈千字,短者仅几十字,但都行文从容不迫,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如行云流水,极具大家风范。现存《东坡志林》五卷,按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上、异事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等内容分类,包括29个不同类别,共计203篇,上自元丰,下迄元符,是苏东坡二十年间所见、所闻、所思、所虑的总汇,相当于一部生活实录。关于这部书,明万历年间赵用贤刻《东坡志林》小序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浪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皆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丽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这段小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东坡志林》的主内容,阐明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对我们深入了解与研究这本著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东坡志林》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首先,《东坡志林》是一本史书。苏东坡在书中忠实地记录了20年来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北宋末年的生活面貌。因为这些事件大多不会被写进正史,所以它可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人们去了解历史以及历史进程中一般人的思想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丰富了正史作家们的历史记录,为后世宋史研究者留下了宝贵资料。其次,《东坡志林》也是一本传记。从体例上看,尽管这本书在年代和记事上没有多大连贯性,但它保留了苏东坡二十年间的一些生活史实,可以看作他的个人生活实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东坡志林》在记事的同时,包含了苏东坡对事件、历史、人物和学术所作的大量品评,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苏东坡的个性品质、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展示了苏东坡的思想风貌,是苏东坡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东坡志林》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书中各篇虽然只是一些随笔、小品,而且篇幅极为短小,但却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体现了文学大家苏东坡超凡脱俗的风韵。这些作品多以叙事为主,但每每感事述怀,因此别有意境性情。它们至少有三个最为主要的特点:一是用笔洗炼,二是叙事完整,三是情境交融。如《记承天寺夜游》就堪称典范: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唯吾两人耳!短短84字,先叙事,后写景,再抒情,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此文写在苏东坡被贬黄州时,虽然不象同期的前后《赤壁赋》那样文笔灿烂,幽峭峻伟,神思飘忽,恣态横生;但也体现了苏文惯有的那种潇洒自然、清奇空灵、含蓄蕴藉的特点,同时还透露着一种淘尽浮华、质朴恬淡的漫不经心的美感。这种魅力独具的文字,在《东坡志林》中简直可以随处发现。《东坡志林》在文学上一向为后人所重,这除了它的文学欣赏价值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即是在我们古代文体沿革历史上的地位。苏东坡的这些笔记、小品对明代晚期小品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在文学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东坡志林》在宋代有时称为《东坡手泽》。此书的名称是否来源于苏东坡,后人说法不太一致,但这实际上是不应有什么疑问的。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手泽袋盖二十余,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人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见《豫章集》卷二十九)苏东坡喜书字,时把日常见闻手书之,放人手泽袋中,此为黄庭坚所亲见。黄庭坚乃“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言足资佐证。因此可以认为,“手泽”之名为苏东坡生前所定而非后人所为。后人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另有《宋史·艺文志》著录苏东坡《儋耳手泽》一卷,此二者是否同为一书,因其俱佚,今已无可考知。“志林”一名固当书贾所创。元符三年,苏东坡遇赦北归路过廉州,作《与郑靖老书》,内有“《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一语,这则史料说明,“志林”其名,是苏东坡早已预定下来的名称。《东坡志林》历史上有很多版本。《苏东坡大全集》所载与《东坡手泽》三卷相同,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只有一卷,而且仅史论十三篇。有明一朝,《东坡志林》以不同版本见于世间,或为一卷,或为五卷,或为十二卷,其内容与卷数亦出入颇大,很不统一。《东坡志林》现在通行的版本有三种:一、宋·左圭《百川学海》本,一卷。二、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前述赵用贤之子)刊本,五卷。此本清嘉庆九年由张海鹏重刻,较为流行。三、明·万历年间商濬《稗海》本,十二卷。就现存资料来看,上述三种版本亦有优劣。一卷本只有史论而无杂说,一定不是《志林》全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征引《志林》中史论之外的文字较多,由此可知左刻一卷本之前,《志林》并非仅有史论一项内容。十二卷本仅载杂说不录史论,且时有伪作,文字讹误不断,不太为后世所重。但这个版本也有一定价值。因其罗致甚广,宋人所引《志林》,不见于五卷本者,常于其中可以发现,亦可作为研究之参考。五卷本史论、杂说俱载,内容全面,取舍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此本加以著录,颇为后世所重。这里印行的《东坡志林》,是在赵刻五卷本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各家版本,并取其所长,精心校点和编辑的。 -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赵毅衡著暂缺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