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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到昌吉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本书以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理论“社会性别构成论”为理论导引和支撑点。重在探索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女性主义诗学之衍化形态。从而揭示了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向着女性主义文学现代衍进的规律。

本书按照文学作品的专题进行介绍，对作品进行点评，将古今中外文学的“亮点”以专题的形式编写章节。

朱子奇同志是一位在诗坛上奋斗了六十多年的著名诗人和文学活动家。六十多年来，他在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以充满革命热情的政治抒情诗篇，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几十年来，朱子奇同志的诗歌创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受到文朋诗友、国际友人和评论家们的好评。今天，这些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文章汇成一册《朱子奇诗创作评论选》，将革命同志的友情、诗文家的灼见和系统的学术总结融于一书，实为难得，可喜可贺。　在这部评论选中，透过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诗人为了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不懈奋斗的人生足迹；可以看到朱子奇同志始终燃烧的革命激情，如何化做一首首讴歌时代、歌颂革命、抒发对革命领袖的敬爱和景仰之情、热情礼赞世界和平的动人诗篇。通过评论家和学者们系统的总结、准确的点评，我们对朱子奇同志诗歌创作的历程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对朱子奇同志诗歌的独特魅力和艺术特色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这既是诗人革命生涯和创作经验的丰富总结，更是对革命诗歌创作的热情肯定。

如何表达是信息时代的热点问题。无论对学术还是应用均有重大意义。文理并重是《表达的探究》的一大特色。它充分吸收了当今语义分析和信息处理技术最重要的成果，从数学、语言和信息三个方面，建立起表达理论的总体框架。对表达的一般原理和重要技巧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是一部极富原创性的力作。本书理论联系实际，案例丰富，可读性强。叙述深入浅出，方便自学。尤其适合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评论、计算机软件、数学建模、人工智能等信息处理领域的人员阅读和参考，也是高校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优选读物。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探索，较为系统地梳理、分析最近亚洲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有关的部分，并以此为切入点，与之展开对话。构建和发展某些相关理论，旨在更清晰深入地认识和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尤其对文学翻译的特质及所涉及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提出准确的描述和展开详细的讨论。本书共分12章：翻译理论的意义、翻译距离和视角转换、徒劳的异质消除、意义阐释与翻译、文学语言与翻译、文学翻译的过程、文学翻译的策略、翻译规范与主体、翻译的文化差异、翻译的文化因素、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跨文化对话的空间，拟对有关理论问题作出全面的论述。本书的突破性体现在：首次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文学翻译相关的重要理论。在话语、文本、文化等诸方面揭示文学翻译的规律和特质。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集中讨论前沿西方翻译理论，并尝试构建有关理论，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从事研究和进行文学翻译实践有所启发。读者对象：主要为高校英语教师、研究生、对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感兴趣的人士。开本32开字数221千字页数301页

本书试图对“通俗文学”进行总体性的理论研究，从而建构起“通俗文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全书共六章。第一章“本体论”将“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关联，认为“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供大众读者消遣、娱乐的商品性文学，“雅”“俗”范畴并不能概括“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区别，也不能说明“通俗文学”的特征，“通俗文学”与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有关联，它的经典化也是多种力量“协商”的结果。第二章“生产论”、第三章“产品论”、第四章“消费论”全面考察了“通俗文学”活动的过程，从经济与文化两个层面分析了市场逻辑和文化逻辑在“通俗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与表现，认为商业性写作与作者从传统的业余作家到现代的职业作家的 角色转变直接相关，而这个转变又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到现代的商业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历史论”和第六章“批评论”是对“通俗文学”研究活动的理论探索。“历史论”提出从文类史、接受史、文化批评三种视角建立“通俗文学”历史叙事的设想。“批评论”探讨了趣味批评、社会思想批评、文化批评三种批评方法及其坐值取向。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通俗文学”理论的专著。从1995年开始到2001年全部完成历时七年。其中部分章节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厦门大学学报》、《福建论坛》等学术刊物发表，一部分收入人大复印资料。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文学批评学》的配套教材，分为五辑：文学批评的性质，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批评的写作，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共收中外文学批评文章41篇。

学术建设及其原创性的发生，直接来源于学术主体的个人。下面分别就学术主体是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以期对当代学术的理论创新能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1．大脑功能的严酷洗礼真正的学术迈步，与学术原创性的发生，除了主体要有“精神支柱”之外，还有一个大脑功能、机制（连及思维方式）的问题。“习惯成自然”，一切（好的、坏的）都会成为“传统”。人云亦云，平庸思想的来回搬运，思维方式的死气沉沉，“三人成虎”的虚假故事……使当今的学界难以伸腰，也难以与“问题”对话。从“大脑功能、机制”方面开刀，这似乎多是西方人的“手术”，因为他们历来所重者是“认识论”问题。康德的“先验批判”，早已闻名遐迩，近有年青学者刘士林君所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出版社）足可为鉴，于此从略。笔者想反思一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哲学家如何首开康德先例，要在人的大脑中打扫旧世界的“牛栏”。请看培根的“四假相”（“四幻象”）说。培根认为大脑中的一切错误的意见、偏见或幻象（假相），其有四种：“（一）种族的幻象（idolatribll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二）洞穴（specll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P1权威，如此等等。（三）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作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作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抽绎而成。（四）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①“种族幻象”和“洞穴幻象”，多由人的出身和个性、喜爱带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很难克服这两种人类所固有的幻象。但最麻烦者，还是“市场幻象”与“剧场幻象”。前者仅是人类第二信号系统所发生的问题，或说是日常生活中“词语学”与“逻辑学”的问题；后者则纯属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方面的问题。四种幻象分属两个层面，即深层与表层（一、二幻象属于深层方面，三四幻象属于表层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界，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三、四幻象。比如八十年初期，关于哲学三范畴论（感性——知性——理性）的讨论便是如此。本来哲学三范畴论，是康德先验批判哲学的拱心石，也是康德对哲学的伟大贡献与推进，它打破、并清理了二范畴论（感生——理性）的老框框，显示了主体性哲学的伟大胜利。“知性”和“理性”是有巨大区别的，前者纯属一般知识规律问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进向形而上图式与人文世界（故康德又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后者的品格高于前者）。康德把知性从传统“理性”中分离出来，使“先验逻辑”成为可能（也使先验范畴成为可能）。人类认识的直接开端和图式是“感性一知性”，而不是“感性一理性”。康德的三范畴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是人所共知的。黑格尔有句名言：“知性不能掌握美”，中国美学界大约也是有口皆碑了。以三范畴论代替二范畴论，并不是什么深奥问题，也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讨论终于“虎头蛇尾”，甚至可以说连“尾”都不见。据说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三范畴，有的只是二范畴（感性——理性）；二是讨论的时代背景，刚好是“精神污染”’。以“三”代“二”是否属于“污染”？“捕风捉影”、“杯弯蛇影”、“神学运动”……都夹杂在一起了。这是何等脆弱的学术界。以上仅举一例，其余“幻象”尚多。由此足见，借鉴西方认识P2论发生、发展和转折的历史，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不管是康德还是培根，大凡西方在大转型的时代，都有推进新时代发展的深刻精神和锐利武器。在我们这里就恰恰缺乏这一环。21世纪的钟声一敲响，人们都如小孩子一般穿着年节的礼服，大放鞭炮，一片欢呼声，喜贺“新世纪”的降临；或者是“开夜车”，赶写前一世纪的“皆大喜欢”的总结报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珍贵家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等等，但我们似乎早已忘却！至于扁鹊见蔡桓公的情况（劝戒），也颇有参考借鉴意义。然而，不屑一顾。话绕回来。培根的“四幻象”说，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但认真分判起来，远不及康德之深刻。康德的先验批判是建基于一个共同的相关结构“感性——知性”之中，感性提供材料，知性（人类大脑）提供先验范畴。有前者而无后者则“盲”，有后者而无前者则“空”。那英国经验主义的不朽与大陆理性主义的神圣，都汇聚在这个相关结构中了。康德的一把双刃剑，分别割掉了双方的“敌对”性（各自的短处和盲点）。康德是从人类大脑机制的最关键处开刀的。培根是康德两百多年前的前辈，他的“发现”，只能围绕大脑机制的大范围旋转。究其实，四幻象说，实际是“习俗说”（尤其三、四幻象），尚未触到“大脑机制”的主要部件。尽管如此，培根还是把批判的刀剑，引向了“大脑”（大脑幻象／大脑假相）。这是一种深刻的、向内的自我否定与批判。P3

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世纪高等师范院校专业系列教材》的编写宗旨和编写原则。首先，要本着“守正出新”的精神，坚持学术规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系统介绍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广泛吸收目前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守正”的基础上力求挖掘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视角，彻底转变传统教材只考虑教师“教”，不研究学生“学”，不注意培养学生探索精神、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倾向，体现基础性、学术性、前沿性和探索性的统一。其次，要具有针对性。要面向高等师范院校（主要是刚升格的高等师范学院）这一个特殊的教学层面，根据这一层面的师资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处理好难易程度的关系、“守正”与“出新”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如何衔接的关系、师范性与非师范性的关系。针对本层次院校学生的不同需求，在平实、实用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同时，重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展，关注中小学教材的变革和不同版本，并做出呼应和对策。第三，“精品战略”与“人才战略”互动发展。每种教材的主编一般由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的教授或博士担任，参编者一般为副教授或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