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为清人车万育所作，作者为康熙年间人。这是一部谈诗韵的著作，是儿童学作诗的启蒙读物，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这本书以其内容丰富而平实、语言典雅而活泼而独具特色。其中的内容编排按照平水韵平声的顺序，分别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等，对仗精工，语言流畅，易于上口，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读物，兼实用性和知识性为一体。尤其是其中涉及到我国古代大量的文化知识，从诗词赋到哲学、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典籍，使人们握此一篇，在得到诗词技巧训练的同时，更获得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

编辑推荐：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本书由苏州大学和北京大学众专家联袂出手，通俗文学研究大家范伯群亲自排兵点将，南北才子通力讲解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方方面面被一网打尽，通俗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幽默滑稽小说、科幻小说等，并对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和金庸进行了革命性的评说。最后由北大孔庆东负责统稿，主要是做些搬弄章节、炮制标题、偷换概念以及篡改粉饰文字的工作，望阅读及使用本书之广大师生和各界人士，踊跃批评。孔庆东先生郑重承诺，凡表扬本书者，赠打油诗一首。

《人间词话》自1908年付印以来，版本繁多，屡经删记。由《人间词话》继承了中国文艺批评的传统形式，乃系断章零语，灵机闪现之处便是绝妙好辞成文之时，因此手稿本将最大程度保有这种写作的真实，与相对自成体系的众多校订本相比，自有其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然而可惜的是，王国维手稿常年尘埋于金匮石渠（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众多读者无从得见。因此，本书编辑根据滕咸惠先生的《人间词话新注》和佛雏先生的《新订＜人间词话＞》，经过重整理校注，出版了这本《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力图将王国维手稿的原貌真实地呈现给广大读者。相信这部《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能够为读者把握王国维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脉络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能为读者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提供一条捷径。《人间词话手稿本全编》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原文。第二部分是附录，附录一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之外的零星论词语，由赵万里、陈乃乾、徐调孚诸先生辑录，并经过滕咸惠先生的整理，附录二，是王国维的《文学小言》，附录三是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篇文章。

本书是作为福建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重点项目“高校新型中文人才素质培养中的文学课程双向拓展研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并得到了福建省教育厅和泉州师范学院的大力支持。本书讲述的西方文学研究成果；人的追求、探索、拼搏等等，都是在走向完美，即是一种寻求自由与理想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消失在人则有三种：一是堕落的人，二是精神不健全的人，三是对寻求绝望的人。在西方文学中，不管是作为类的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这种探索显得尤为突出和深刻。因此，把握了人的探索精神，也就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精髓。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欣喜与羞愧参半。欣喜者，一些作品一些文章，虽然过去了许多年——离现在时间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二十年了，但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能读得下去。我惊讶自己许多年前的文字与思想怎么至今还依然活着，心中甚至不免有点洋洋得意。这套文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学术性文字。收在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已经十分鲜明也十分充分地表述了我的一系列的文学主张。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又不免有点偏激并很难被说服的人。本书前言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理论专着，内容新颖同时深刻，研究透彻又有所启迪。作者以专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不再枯燥的文学理论世界，能提高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素养。本书作者是北大教授，文学博导，是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一线专家。同时，该书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后记在夏衍研究方面，这是我出版的第三部专著，与前两部著作――《夏衍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和《夏衍剧作艺术论》（学林出版社，1997）相比较，该书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如果说《夏衍传略》着重描述了夏衍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而《夏衍剧作艺术论》则评述了夏衍在话剧创作方面的成就、特色和缺陷的话，那么该书则注重从夏衍与中外文化的联系来论述其思想发展和创作特色，即在20世纪中外文化碰撞、互补和会通的历史背景下，剖析夏衍的人生观、文艺观和他所涉及到的各类文学样式的创作与中外文化传统的关系及所受到的影响，并探讨其创作为民族文化积累和发展提供了哪些新鲜独特的东西。这也是该书与一般的作家论有所不同之处。显然，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的差异，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文化观念、文化心态、文化底蕴和文化视野的差异，也会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至于任何作家富有个性的创作，均会给文化积累增添新的内容。因而，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探讨作家的创作，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夏衍这一代作家，或曾亲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曾直接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探求民族文化新生之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东渡日本，或游学欧美，或去过苏俄，受到过异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他们回国后创作最旺盛的阶段，又恰巧是民族民主革命最尖锐激烈，民族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创作无不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条件下，他们的创作又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后来者均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实有必要进行认真总结探讨，以利于推动民族文化的建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该书从夏衍与中外文化关系的角度对其思想和创作所作的评述，仅是一种个案分析；能否达到预期之目的，能否由此举一反三，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实无多大把握，尚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的评定。近几年来，由于岗位转换，笔者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用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时间十分有限。该书的写作除了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外，其他时间则无暇顾及。这样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本书竟然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才完成，实是无奈。如今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确有如释重负之感。付梓之前，重阅一遍稿件，对某些章节作了部分修改补充，但仍不能尽如人意，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很难臻于完善。如有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孙晶也付出了许多辛劳，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周斌2002年8月于兰花教师公寓

本书是由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主编的比较文艺学专题论集，选编了该校文艺学博士点近年来（1995-2001年）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全书收录了包括序言在内的29篇文章，共分为五辑。第一辑为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言说、批评、文本理论之比较；第二辑是中西诗学比较中的专题研究，如对有代表性的比较诗学名家、名著的研究；第三辑是从跨文化的角度透视某种文学（理论）现象及其影响；第四辑为跨学科研究，如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音乐美学的探讨等；第五辑是有关文化迻译、阐释以及翻译理论的研究。选编者确信，本论集的出版将对推动比较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编辑推荐：本书以宏观的文化视野，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特质和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的研究。上编从中国古代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汉字特点等六个方面，阐述它们与古代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出中国文艺的民族特征和美学维度。下编以文化的变迁为背景，研究了文学艺术各部类的纵向演进过程。本书气魄宏大，眼界开阔，在时间跨度上，从原始文化的内在机理一直到清代的文艺的集成和蜕变，都作出深入的分析；在空间向度上，涉及到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等文艺的几乎所有门类。本书既注重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的观照，力求把握文化与文艺的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同时又有微观的、实证性的、不阈于成说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说，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学术力作。

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达到了19世纪文学的高峰，这座高峰犹如喜马拉雅山一样，至今仍然矗立在20世纪世界文学的地平线上，巍然壮观。《人间喜剧》构成了巴尔扎克创作的主体，其中尤以长篇小说最为出色。他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 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 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 “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 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 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 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中国古代童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略带神秘的奇特现象，历来均有所记载，但系统研究者甚少。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古代童谣的专著。其中，对八十多首有意义且较有代表性的童谣作了思想、艺术方面的赏析，有独到的见解；书末附录古代重要童谣，可进一步供研究者参考。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就只有《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了。综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谣，只是由于无人搜集记录下来，所以就湮灭了；即使记下来一点，也往往被附会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有一批人，冲破宋元理学的束缚，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许多领域，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兴盛，童谣的创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较好的成绩。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此后，这方面的专集才逐渐多了起来。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内外战争频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童谣也就比较多。在每一个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汉末、元末．明末等时期，都是童谣大量流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乱世和末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现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谣为自己造舆论。所以，有着产生童谣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这时统治者的钳制力则相对削弱，使那些生产出来的童谣不至于全部被扼杀。新上台的统治者对那些替自己造舆论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就是对那些诅咒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反过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中期，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除了歌颂升平的东西之外，真正有战斗力的童谣就不容易创作和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