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侦探小说翻译及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当时报纸杂志刊载及单行本出版的侦探小说作品为立论基础，以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发展史为研究重心，兼及对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都市起源、公案传统、域外译介、代表性作家作品、形式特征（含叙事模式）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考察。一方面努力梳理出民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演变轨迹与文学史发展框架，即为“史”的描述；另一方面尝试在其中提炼出民国侦探小说的现代价值内涵与自身形式规定性，即为“论”的阐释，以史带论、史论结合。

本书立足于文体的体制规范、风格特征与功能意义，结合不同文体形成、嬗变的历史环境、人文因素以及文学教育的若干现象，以不同文体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各体文学文本的教育方式。侧重以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兼及儿童文学，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理论基础上，借鉴西方文体学理论，按照古典散文、古诗词、古典小说以及现当代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分类，将文体学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阐发文体观念与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五四”是研读现代中国文学不断重临的“起点”。100 多年前，肩负着思想启蒙使命的知识先贤掀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文学革命。自此，以“五四”为坐标原点，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座鲜明的界碑，古典文学走向终结，现代文学正式启航。“五四”文学革命所蕴涵的民主、科学、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元素无不流布着现代性的内涵，让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它的文化余泽。本书借助《新青年》等新文化元典回到历史现场，摒弃单一历史主体的历史叙事，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语义表达与思维路径，梳理知识界在文学革命方案的规划实施中的话语竞合与群体聚散，从民主、科学、审美、经济等多维角度探讨文学革命中具体而微的理论实践问题，总结其成绩与遗产，剖析其隐患与流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思“五四”文学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现代性演进之关系。

本书梳理并概括中国现代小品散文发展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揭示了现代小品散文的审美原则与诗性智慧、个人主义与自我表现、乡土情结与家国想象等特征，重点分析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等十二位代表性散文家的个人生平与创作成就、散文思想与艺术特征的复杂关系，揭示各散文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及现代散文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书稿将十二位作家的创作特点加以归纳，诸如鲁迅的创造性、周作人的多样化、朱自清的灵魂美、冰心的清纯美、俞平伯的文学味、林语堂的幽默感、徐志摩的风致美、郁达夫的情感性、梁实秋的生活化、沈从文的风俗画、何其芳的独立性、李广田的乡土味等，这种观点不仅表现了上述作家的小品散文的审美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美学风貌。

每个《红楼梦》爱好者心里都有一部自己的《红楼梦》，笔者误入“红楼”，也发现了一部自己的《红楼梦》。《红楼梦》“大旨谈情”（第一回），是因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主题是以“情”抗“理”，《红楼梦》故事可以简单地看成贾宝玉以“情”抗“理”的故事。本书立足《红楼梦》文本前80回，从“情”和“理”的角度来探索《红楼梦》，注重分析《红楼梦》各个人物的特点，使读者从小说故事和人物身上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对《红楼梦》一书有一全新的认识。

文学艺术研究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在明清之际就初现端倪，五四时期达到 个高潮。20世纪80年代文艺学对包括“新老三论”在内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大量引入可以看作是第二个高潮。第三个高潮是对生态学的接受，这一潮流至今方兴未艾。由于语境不同，这三次高潮中文艺学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侧重点迥然有别，学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书主要以后两次高潮为研究重点，深入考察了文艺学研究在这两次高潮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败得失，以及这三次高潮之间的继承与 ，为 清楚地定位“方法论热”在学术 的地位提供了参照。

红色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资源和生动教材。当前，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智媒体正推动着传媒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也就是从传统媒体、融媒体迈向智能媒体。本书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智媒体为工具、承载形式和应用方式，旨在探究红色文化资源之可视化传承、智能化利用及其动力机制的理论、技术与实践。

惟学书院是浙江大学文学院实现“两尖两体两翼发展” 的本科教育格局和“三古三新三足鼎立”的学科格局的创新举措。本书系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惟学书院而编撰的论文集，以求是、创新为选编原则，体现学脉传承和学术前沿。重在收集中国语文学学科的重要原创成果，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献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旨在坚持“求是创新”的精神，为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讨论的平台，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惟学”是根基，“惟新”是目标。

本书为张旭东“鲁迅三部曲”首卷，分析鲁迅文学在1924—1927年间如何以“杂文的自觉”为标志从而“成为自己”。作者表明，此期间鲁迅文学所面对的空前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带来一系列深刻且不可逆的风格史及文学原理意义上的选择、决定和突变。通过作者论、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总体批评方法，本书探讨以文体混合和写作的政治本体论为核心的鲁迅杂文句法和现象学结构。结论是：有必要在新文学和近代世界文学的历史与价值论范畴，在“艺术的终结”的哲学命题层面，去分析和把握杂文这一高于“纯文学”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文体实验与风格运动。这种鲁迅文学内部阐释的“中间突破”，在第二卷对鲁迅“上海时期”（1927—1936）文字的“批判的文献学”考察中打开历史纵深，并在“杂文的自由”标题下呈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视野及更复杂的现实与其表象之间的批判性叙事性关系。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诗和自叙文创作，将在第三卷“启蒙与新文学的造型艺术”中专门分析。“三部曲”各卷沿环环相扣的六个命题展开：文学在鲁迅研究中的首要性；杂文在鲁迅文学中的首要性；鲁迅文学的现代主义和世界文学本质；鲁迅文学的生物决定论及时间构造；鲁迅文学的政治本体论；及鲁迅文学的“著译一致”特征。

“讽喻”是欧美文学史上最具原创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讽喻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彰显着欧美文学的文化底蕴、艺术创新和语言特征。本书系统考察讽喻传统的孕育与起源、发展与兴盛衰落与复兴，细读《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鲁滨孙飘流记》《红字》《序曲》《都柏林人》《拍卖第四十九批》等16部经典作品，阐释斐洛、奥古斯丁、柯勒律治、本雅明、保罗·德曼、詹姆逊等13位理论家、批评家的讽喻理论命题，将讽喻传统的理论演进与艺术表现融为一体，从讽喻传统这一独特视角对欧美文学进行整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