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文明诗学书系》是一本文学理论的研究专著。《文明诗学/文明诗学书系》包括导论、结束语以及正文十个章节，详细探讨、论证了以中华文明的养分为依托，建设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学”的可能性，并对西方式的诗学传统和现代性诗学思维，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指出“在文明诗学的意义上，文学不是物质的实体、审美的表象、想象性虚构与心理性机能，而是具有文明的现实性、时空广延性的自然整全的文明经验与自然正确的文明价值。”全书导向健康，充满正能量，具有一定的本土文学理论探索价值。

本书主要选取了老中青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河南作家（田中禾、李佩甫、刘庆邦、墨白、乔叶、邵丽、南飞雁、李清源），以及原籍河南后迁徙省外和海外的作家周瑄璞、方丽娜，通过分析他们的创作特征、主体精神气质、所存在的问题等，透视所展现的新世纪文学的新质与病象，揭示河南这块苦难与新生、沉重与芜杂共生的土地所给予这块土地所生长的人和*一无二的个性。同时附有对多位作家的访谈，在学术性之外也增加了可读性和资料价值。

著作从语源角度追溯中国文论核心元范畴“象”的产生及在先秦的初步发展，分析儒、道、《周易》对“象”的内涵发展影响及“象”在一般意义上的早期运用；进而厘清“象”从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的衍变轨迹及不断泛化的过程，从理论家阐发和秦汉创作实践两大层面，分析“象”作为文论元范畴的最终确立；结合佛学、玄学和人物品藻，探讨“象”范畴走向成熟、不断发展的内、外动因，透视它在宇宙、创作、文本和接受诸层面衍生出的系列子范畴，在渗透、交叉、融合中形成关涉不同维度的范畴群落及经典命题。以此窥测元范畴“象”的弥漫、统摄与跨越，见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征、审美风格及学理建构，从思维方式、品鉴传统等方面溯源中国文论范畴的民族特征。

《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编号11BZW002）的最终成果。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转向”涵盖了结构语言学、现象学一存在主义一解释学以及分析哲学，深刻影响了文学理论及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在清理这一历程的基础上，选择文学性、艺术与物性、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文学虚构与可能世界、文学的指称、隐喻、反讽、作为语言与叙事的历史八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审视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提问方式与知识生成的作用，并对其学术贡献与理论意义进行重估。

《中国古代非主流文学思想论》依据中国古代非主流文学思想的发展实际，全面俯瞰中国古代非主流文学思想发展的历程，疏理中国古代非主流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廓清中国古代主流文学思想与古代非主流文学思想的边际。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作家与作品的结合，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等方法，认真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综合运用人类文化学、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等手段，充分开展文本文献实证研究、文学思想比较研究。

《马加来往书简/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收录信件包括《丁玲给马加的信》《萧军给马加的信》《端木蕻良给马加的信》《舒群给马加的信》等，集中体现了马加多年来与各界人士特别是与东北流亡作家之间的交往，这些来往书简可以说是研究马加文学创作的珍贵史料。

《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学思想研究》主要探讨美国现代派诗人史蒂文斯的诗学创作思想，分析解读其诗作呈现出的立体主义表现特性及解构式语言，并追根溯源，以其论文集《必要的天使》和私人信件为重要参考，探寻其与立体画派、东方诗学及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互文关系。《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学思想研究》展示了诗人对其所处时期、地域的物质文明发展和人们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观察、思考及尝试通过文学创作影响甚至改造现实的大胆实践过程。《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学思想研究》适合英语专业师生及诗歌爱好者阅读。

作者从本土性和世界性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变革，以莫言为研究个案，从回归传统与乡土叙事、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莫言的文学成就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文学发展既要回归传统，又要面向世界这两个向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2008年，常熟地区生产总值破千亿元；2018年，常熟地区生产总值超2400亿元。简单的两个数字里，含着这座城市中千万人的不懈努力。这本厚厚的书，便是常熟奋斗者们的代表，为我们讲述那火热的岁月。

《中国文论（第6辑）》的中心内容仍然是“龙学”，尤其是对“龙学”史的探索。首篇文章是朱文民先生的《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正如朱老师所说，怎样看待现代“龙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龙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如何看待现代“龙学”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何理清前前后后的一些历史事实，我们下的功夫还很不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如何看待章太炎先生对现代“龙学”的作用，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本刊也曾经发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朱老师认为仍然有所忽略。他把章太炎先生称为现代“龙学”的播种者，认为其“龙学”成果“虽然不显眼，却是火种，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发酵，成为现代‘龙学的种子”。为此，朱老师搞清楚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明报》馆内寓所讲授《文心雕龙》的内容，为钱玄同搜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而成”，“章太炎在日本给黄侃、朱蓬仙、鲁迅、朱希祖、钱玄同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课，每次讲授内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如此详细的结论是前所未见的。朱老师说：“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文心雕龙》的种子，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发芽、结果。”现代“龙学”创建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更为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