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些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金粟寺位于浙江海盐县，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是江南最早的佛寺。在建寺至今1700余年中，高僧辈出，弘法东南，又远播蓉城，东渡扶桑，衣钵传灯，梵音语录，高僧史迹，奕世流传，为弘扬佛法贡献巨大。本套《金粟寺史料》共分5种，包括《重印金粟寺志》、《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历代金粟高僧传录》、《密云禅师语录》和《明清高僧住金粟语录》。整理者从各大图书馆以及私人藏家广泛收罗，细心爬梳，罗经十年之功，终于基本囊括了有关金粟寺的重要史料，首次正式出版，这研究金粟寺历史者所必读这备，亦这研究我国东南传教史提供第一手资料。

本书收录薛华先生黑格尔研究著作三种、哈贝马斯研究著作一种，共计四篇。薛华先生的黑格尔研究是国内突破传统研究模式、进行独立哲学反思的成果，对其后的黑格尔学习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收录的《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以及《自由意识的发展》三篇著作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释史回到源头，重新认真研究黑格尔原初的思想，在这一基础上，发掘黑格尔著作中具有批判意义的内涵。唯有把握这一内涵，才有可能参透黑格尔整个哲学的精神，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或中介的概念。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哈贝马斯的专著，也是国内最早专门讨论商谈伦理学这一新学科的著作，为研究对话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鬼谷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充分探索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论述劝谏、建议、协商、谈判和一般交际技巧的一部书。自人类历史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形成了上自国君、三公、卿大夫以至基层佐吏组成的宝塔形的国家机构。在这个机构中，皇帝、国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以下三公、宰相之类，则在一人之下，干万人之上。依次类推，统治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中，就是真理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国法”，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下级或一般老百姓说话、做事不合心意或犯了忌讳，无论其动机如何，本意如何，都有可能遭殃，甚至掉脑袋。从最高层言之，遇上一个昏君，即使弄得国家到了败亡之地，大臣也不敢说，说了就可能死。《史记‘殷本纪》中说：“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日：‘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日：‘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微子等遁去，是知其谏也无益，虽然知道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灭亡，也只好甩手不管；比干觉得责任重大，不忍心不管，结果被杀，连心也被挖出。比干自然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孔子过其墓也要两手扶轼，表示出无比的敬意。但他的命丢了，而且丢得毫无效果，纣的态度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殷朝也终究亡国了。儒家讲“杀身以成仁”，“见危致命”，很多正直刚毅之人犯颜直谏，或抗命上疏，其高风亮节，令人钦佩，而他们大多落得不是被杀头，便是被贬谪，令人痛心。多少年中，没有人研究过既不甩手不管、也不白白送死的办法。春秋末年产生了《孙子兵法》，战国时代又产生了《吴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相传的《太公兵法》也被整理而得到流传，打仗的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讲策略不讲效果的送死，但文臣谏说国君、上级时怎样才能取得成功而不至白白送命，与邻国协商事情不至劳而无功，儒家、道家都基本上不懂。孟轲以雄辩著称，往往使听他辩驳的国君无言以对，但却也只是战役上赢了，在战略上是每论必输。墨家稍好一些，但也并无专门的研究。至于名家，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有时流于狡辩，并不能入于人心，使其心悦诚服。纵横家并不争于儒、道、墨、法的思想观点之间，它着重探究窥测人心的方法，探究论说的技巧，总结研究游说中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在封建社会中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思录》在长期的传刻流布中，并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式传播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形成一种《近思录》系列的辐射传播，这可以说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充分显示了《近思录》在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巨大影响作用。作者看到了《近思录》刊刻传播的这一特点，他的视野没有局限在《近思录》白文本的传播上，而对宋明以来《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都作了全面的考定，完整展现了宋明以来《近思录》系列的刊刻、传播、接受的全历程。宋以来《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国外，特别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这又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如《近思录》在明初传入朝鲜，在朝鲜不仅出现了很多《近思录》的朝鲜刻本，而且出现了很多朝鲜人的《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心得本，如郑晔《近思录释疑》、宋秉璿《近思续录》、姜必孝《近思后录》、李珥《近思录口诀》、金长生《近思录释疑》、李潩《近思录疾书》、朴履坤《近思录释义》、李汉膺《续近思录》等等。这表明《近思录》的刊刻传播是朝鲜人认识接受程朱理学的一条主要渠道。

《反经》从反面讲谋略，唐宋以降，就是为官治政的必读之书，与《资治通鉴》一起被历朝君臣将相所熟知。《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事件，借此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

中国儒学渊源于西周文化，创立于孔子。其发展有一个承前启后、相继更迭的统绪，这就是儒家的道统。关于儒家的统绪脉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自称承继了儒家的道统。如唐代韩愈就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因集中体现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一书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并保留着孔子生平、学说和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料。至于《论语》之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现在通行的《论语》共20篇，493章，大部分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做的记录；一部分没有问题，只是记下孔子的言论；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士人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孔子的弟子们回答别人的言论。篇章排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各章各节皆独立成篇。《论语》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涵盖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仁”，贯串《论语》的始终，并引申出多重涵义，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等等。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用一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箴言，照亮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心中屹立不动的丰碑，也使各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立身处世上有了一把良心尺度。据说，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每次回家，都关起房门苦读《论语》。据赵普称，一部《论语》他只领会了半部，于是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就《论语》在封建社会的实际价值而言，这话并非夸大其词。综观整部《论语》，里面既有社会人生的美好蓝图，又有人性与道德、政治、文化碰撞而出的智慧火花。《论语》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东方智慧，经过两千多年时间的洗礼，已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古共智慧，更因为古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古学经典需要解释，解释是涵养精神的活动，也是思想取向的抉择；宁可跟随柏拉图犯错，也不与那伙人一起正确。举凡疏证诠解中国古学经典、移译西学整理旧故的晚近成果，不外乎愿与中西方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寻回精神的涵养，不负教书育人的人类亘古基业。

本书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