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7月初版）。1938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年。在1944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I．J．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文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　选择山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拿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拿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迻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剌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哈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曰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曰嗢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曰辛头河，阿姆河不曰乌浒水，锡尔河不曰药杀水，德里不曰底里等等。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l6页（原书的页数），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此类注释仅注明原书的页数、行数，在正文中未加标明，对读者查阅很不方便，现将“注释与参考”按正文分章节，每节分编序码，在正文中以方括号标出序码，以便读者检阅。　格鲁塞原书名《蒙古帝国史》后，用括弧标明“第一阶段”（Iphase），大概因为此书是那套《世界史》中的一卷，用以区别于“帖木儿帝国史”。现在我们译此书的名称，删去了“第一阶段”字样，特此声明。本书承翁独健教授加以校阅，并加了不少按语（在注中略作“翁按”），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特此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足之处，还希读者予以指正。　龚钺 1986年10月1日

《古籀拾遗》和《古籀餘論》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0八），（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的两部考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古籀拾遗》成书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经孙氏重新校定，在温州雕版，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问世。全书三卷，上卷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旘法帖》所摹刻的铜器铭文中选取十四篇加以考订中卷和下卷则分别选取並考订了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旘》摹刻的三十篇铭文和吴榮光《筠清馆金文》摹刻的二十二篇铭文。《古籀馀论》撰成於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孙氏生前未及刊行，一九二六年，容庚以王国维所得抄本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募人刊刻，並为校補五百餘字，後戴家祥得见孙氏稿三，又为補阙千餘字，一九二九年刊成印行。原分二卷，共考释清吴式芬》《攈古録金文》中摹刻的比较重要的铜器铭文一百零五篇，容庚校刻时改为三卷，使之舆《攈古録金文》卷次相应。<

《中国历史三百题》将一部浩瀚、绵长的中国历史析成300个精要的问题，以中国历史的起源、发展演变为经，以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政治制度为纬，兼及民族文化、宗教思想诸方面内容，以使读者对我国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有个概要的了解。《中国历史三百题》是“三百题系列新刊”之一，该书是将一部浩瀚、漫长的中国历史析成300个精要的问题，以使读者通过阅读这一个个问题，对自己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有一个概要的了解。该书以中国历史的起源、发展、演变为经，以著名人物、重大事件、典章制度为纬，兼及民族、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

本书是一部汇辑晚明时期魏叫贤及阉党与东林党斗净史实的书籍，比较详尽地汇录了魏忠贤发迹、擅政、败亡以及最后勘审其余党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晚明政治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之一种。 作者朱长祚耳闻目睹阉党作乱及败亡的经过，他用心搜辑有关资料，汇成此书，共10卷，凡32类，每类均先叙事，后节抄或摘录有关诏令奏疏，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本书自崇祯年版后再未刻印，故传本极稀，海内罕见，为研究晚明史的必备之册。本书为竖排繁体。

内容简介：本索引收录《涑水记闻》、《温公日记》、《温公琐语》中五代、宋辽西夏金的人名。人名下所列的数码，斜线毅为卷数，共后为条数；《涑水记闻》辑佚，则在卷数的位置标明“辑佚”字样。另外，斜线前标明“日记”字样者，为《温公日记》；斜线前标明“琐语”字样者。为《温公琐语》。各代帝王以习称谓主目，其余为参见条目。例如：宋太祖赵匡胤，以“宋太祖”为主目，“赵匡胤”为参见条目。只有姓氏者，以姓氏为主目，其从属关第注于括号内。本索引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首先列出每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的四角号码。本索引后附有《笔画检字表》，以便读者用不同方法检索。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出土简牍的专著。书中综合研究了古籍中关于简牍出土的记载、近代简牍的发掘情况，解放前后简牍出土的概括，重点论述和介绍了简牍形式与称呼、编联及符号，简牍的残缀组合及简册复原，述说了斯坦因与敦煌汉简、沙畹与流沙坠简、马伯乐与西陲木简、黄文弼与罗布淖尔简牍，以及战国楚简出土、居延汉简整理情况、云梦睡虎地秦简研究等。书中还详细论述了解放前后简牍的命运、遭际，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简牍的成果、各家的不同观点和贡献。书末还附有【简牍研究方法释例】、【中国出土简牍论著目录】等。

顾维钧从袁世凯时期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在政界外交界任要职，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后又长期出使法、英、美等国。他的这部回忆录是巨变频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许多重大情节的权威记录，内容十分细致。而且，因为顾氏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非党人士的职业外交家身份，使得他的描述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认真读读这套书，对于我们真实而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避免片面和偏狭的历史观点，会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古钱谱》收录古钱拓本近肆千种，人体按年代排列，是一部为古钱保护、整理、研究及鉴赏提供参考的工具书。钱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金属铸币，俗称古钱，自商周以来，历经几千年，品类泉多，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钱，对认识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尤其是对货币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冶金铸造史、书体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古钱研究，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南朝顾垣就已编纂《钱谱》。但过去的古钱研究，主要是通过收藏家、研究者个人搜集的实物进行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了文物保护工作，科学文化事业包括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得到发展，使古钱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我国的古钱遗存十分丰富，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对出土文物的及时征集，都为古钱研究提供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科学资料；文物部门与银行、冶炼厂、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共同负责的文物拣选工作，也抢救了大批古钱；同时，文物部门还接受了个人捐赠的许多传世古钱。只有对这些古钱进行科学的分类整理和鉴定，才能使它们得到追一步的保护和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古钱保护、整理和研究X-作的迫切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1949年以来田野考古、文物工作和古钱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编撰了这部钱谱，其中有些古钱拓本尚属首次发表。本书不仅可供专业X-作者参考，古钱爱好者也可以通过泉多拓本，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了解中国古钱的发展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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