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一个百万富翁与贫民窟并存，机遇和腐败共生的所在。长期存在的治安崩坏、贪腐、种族冲突、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缺乏，激化了新富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精神危机。而他们的巧取豪夺造就了大量贫困人口和犯罪，德里的无序、暴力、贪腐、歧视愈加严峻。作为一个从印度移往英国的二代移民，达斯古普塔为城市发展大潮下的疏离与残酷留下客观的纪录——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今日，德里的经历也是许多城市共同的过去或未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天的江潮水势浩荡，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面升起，仿佛与潮水一起涌出……正如浩瀚的海洋、潮涨潮落以及一轮明月为东亚各国共同俯看仰视的景观一样，汉字在传统时代亦是中华与邻国沟通的重要媒介。本书利用在法国巴黎、日本长崎、冲绳等处收集到的城外汉籍，探讨中国与朝鲜、琉球以及以长崎为中心的清日贸易和社会文化。作者悬想事势，遥望传统时代日暮远路、凌波泛海的匆匆过客，细致寻绎波流潆洄的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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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东北部地区土地广袤，历史上诸多大小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北方民族文化。16世纪以后，俄国开始向东殖民扩张。到19世纪60年代，现代意义的俄远东版图基本形成俄国成为中国最大的陆路邻国。此后，俄国政府通过加快移民和兴修铁路，推动了远东经济社会的变迁。苏联时期，远东地区的各项事业取得较快发展，在区域经济布局、对外经贸联系、地缘政治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解体前后，远东的发展长期停滞。进入21世纪，俄罗斯联邦政府将远东开发确定为优先方向，出台一系列发展纲要和政策法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地区人口增长，加强与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的多领域合作。俄远东的新一轮开发开放对变化中的俄罗斯及世界格局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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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航行到埃及，从此开启了持续时间长达12年的埃及考古生涯。他住在底比斯的一个“古墓”中，搜集阅读当地铭文，考察大量古埃及文化民俗遗迹，用“第一手材料”将埃及从传说中解放出来，向西方世界证明了这个古老的文明与希腊和罗马一样有着令人惊叹的活力与复杂。《神的子民：古埃及的风俗与日常》就是一部回到法老时代，从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研究和描述古埃及民间生活百态的作品。作者在其中复原描绘的大量铭文和建筑形态，也是后世诸多遗迹复原修复的重要依据。

“两个欧洲”——西欧、东欧。1919年，法国思想家保尔·瓦雷里曾说：“欧洲到底是什么呢？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一些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曾是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摇篮的地中海，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其优势正在慢慢消亡，亚太地区则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罗马尼亚地处东欧，与两个地区紧密相连，一边目前是欧盟，另一边则是亚洲地区。罗马尼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勒兹万·特奥多雷斯库从东欧视角出发，力求揭示能否消除“两个欧洲”之间的分歧，它们在文化、政治、战略等方面是否正在逐渐融合，未来半个世纪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等问题。

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始人奥斯曼的梦境中，一棵树从他的肚脐中发芽。随着巨树的生长，其阴影遮蔽了世界，正如帝国的版图也曾覆盖亚欧非三大洲。这一神话广为流传，揭示出奥斯曼帝国留给后人的独特历史遗产：其史诗性历史的每一个方面的基础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成功管理。奥斯曼帝国多变的自然环境被全球贸易、气候波动和流行疾病所形塑，并反过来影响着这些因素。从埃及运河中的淤泥到安纳托利亚的树梢，米哈伊尔的目光扫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并试图探讨中东环境史的几大议题：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迁、人力与畜力使用、水资源控制、疾病和政治。《奥斯曼的树下》将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和近年来流行的环境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相结合，为过去五百年的中东历史提供了大胆的新解释。

本书是约翰·伯里主编的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一部论文集，收录了约翰·伯里、E. B. 巴贝尔、埃德温·贝文和威廉·塔恩四位希腊化时代研究大家的文章。伯里列举了希腊化时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肯定了希腊化时代的重要意义；巴贝尔的文章涉及希腊化时代的文学，考察了当时亚历山大学派的文学；贝文对希腊化时期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清晰的叙述；塔恩则聚焦于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冲突和社会革命，为我们呈现了当时的劳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