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一方面用他的劳动（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制度框架）这两个新概念来论证后工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形成的新格局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分析了单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密切，两这种密切关系使得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本书从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论辩作品中，撷取了世界名人精彩纷呈的论辩词近80篇。场合众多，内容广泛，形式各异，风格多彩。或雄浑激越、鞭辟入里，或庄严凝重、逻辑缜密，或深邃典雅、启人心智，或机智含蓄、余味无穷……精湛的论述，堪称天衣无缝；铿锵的辩驳，可谓入木三分。浓缩了人类思维之智慧，展示了名流论辩之风采。为便于欣赏，本书不仅对作品进行了全新的分类，而且每篇之前均附有作者简介和作品评析，以点拨思路、提供向导。希望读者能拨开繁杂内容的枝叶，把视点集中在论辩技艺的主干上。

诸子百家的思想博大精深，各派异彩纷呈，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诸子集成》穷国学典籍之根本，溯传统文化之源头，精选了自先秦至汉魏南北朝二十六子的著作，囊括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杂家、纵横家等流派的经典作品，可谓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为了照顾更广大范围的读者，《诸子集成（全3册）》在点校时对原书做了适当处理：只保留了诸子著作的本文，原书中的序言、注疏、评介、传论、考证、校勘记等一并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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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大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中国文化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有广泛的凝聚力，有丰厚的创造力。中国民族的文化没有随着王朝政权的更替而中断，没有随着政权转移而改变方向。相反，倒是朝中华民族发展的既定方向前进。中间也遇到过不少艰难险阻，甚至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是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错误，继续前进了。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比较，中华民族的这一特点和优点是十分明显的。中国文化是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其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书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编写的，希望我们这部《中国文化大典》向广大群众介绍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优良传统，给爱国主义提供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

作者立了如下的几条编选原则：（一）绝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提供给最贴近我们当代生活、最能引起我们共鸣的苏联作曲家的合唱作品和苏联群众歌曲的改编曲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俄罗斯经典民歌；（二）宗教合唱曲也是世界合唱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其内容毕竟离开我们今天太远，限于篇幅，我们概不入选；（三）古典合唱曲和艺术合唱曲，比如，被誉为“当代俄罗斯合唱学派三巨头”的塔涅耶夫、拉赫玛尼诺夫和斯维利多夫的合唱作品，限于篇幅，我们也只能选1～3首难度不高、易于为我们理解和接受的曲目，其它的名曲只好留待将来有机会再作系统地译介了；（四）鉴于同样的理由，歌剧中的合唱曲，不选；清唱剧、康塔塔、交响乐中的合唱曲以及篇幅过于庞大的各类合唱曲，也一律不选；（五）某些脍炙人口的名曲往往有多种合唱改编本，各具特色，我们酌情选了几首，以适用于不同的合唱需求。这本合唱曲集含如下几个内容：第一部分是俄罗斯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和现代作曲家的合唱艺术作品；第二部分是苏联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第三部分是俄罗斯民歌；最后是“附录”——原苏联境内其它加盟共和国的一些著名的民歌，如乌克兰的《德涅泊尔河掀起怒涛》、格鲁吉亚的《苏丽珂》和亚美尼亚的《小燕》等，在我国早已家喻户晓，收入集子固然名不副实，但舍之也未免遗憾，故作为“附录”刊出。俄罗斯和苏联的合唱名曲浩瀚如海洋。选择曲目，依循上述种种的限制，经过几番筛选，本书的篇幅依然越出了最初的计划。即便如此，许多佳作名篇以及少年儿童合唱歌曲仍不得不忍痛割爱，令人有“沧海遗珠”之憾。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十分不平凡，而很有意思的画册，它不仅记录了主要是十九世纪以前西方人来华之后所描绘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化以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但是形成规模是在明清时代。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初以僧自称，后又称儒，他穿儒服，说汉语，谦虚谨慎地接受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成功地把基督教传入中国，随即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与此同时，欧洲商人和以通商为目的的各国使节也来到中国，前者集居于澳门、广州，后者通常由广州沿北江、赣江、长江、大运河一路北上直达北京。到了近代，当中国门户被列强大炮打开以后，心态各异，身份不同的西方人更是蜂涌而入。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何况中华文化博大深厚。以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例，在他们的著述中，就津津乐道于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中国文化，探究中国文化，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李明《中国礼仪》、钱德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等等。在这中间，有一种特别的方式——绘画。与文字记载不同，绘画给人以一种直观的感觉，可以表现出一些不可言传的内容。作为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在1839年摄影术发明以前，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与绘画相比；摄影术从西方传来并能较为广泛的运用，又需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绘画依旧是最重要的手段。中西绘画又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绘画崇尚写意，即使是一些写实的画也因过于平面化而在表现真实场景方面大打折扣。西方绘画不同，它以焦点透视为基础，讲究人与物的比例，讲究明暗对比，用笔细腻，因而能够创造出一种如临其境的逼真效果，在本书选用的图版中，这种效果在一些铜版画中尤能感受到。西方人观察中国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本书136页“南京附近一官员家”的原说明中就拿中国人的居室与古希腊、古罗马进行对比，与庞贝古城的考古发现进行对比，与当时的欧洲、印度、波斯进行对比，这在同时代（十九世纪上半叶）未出国门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观察中国，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能够注意到中国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现象，注意到为中国人自己所不屑一顾的现象，发现为中国人自己未曾发现的事物内涵与侧面，提出不同而又十分重要的观点。比如说耍坛子，这门杂技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是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但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了不得：“亚洲人都是表演手技的不凡专家，但似乎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把平衡艺术推进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肩担一副行当、走街串巷的铁匠，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起眼，但是一经对比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在欧洲，铁匠用具粗笨极了，而在中国却被“天才地简化”，“中国铁匠把铁凳、铁匠铺简化得如同钉子或一掬煤灰一样可以随身携带”。其中铁匠使用的风箱尤其受到称道：“中国的风箱不同于其它国家，虽然很简单，但确实是所有风箱中最好的”。拉洋片通常被认为是从西方传入的，但从1800年出版的一本画册中得知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就已在中国见到并且颇感惊奇：“是欧洲人借鉴中国人的还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此事难以裁决，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种无害的娱乐品在东西方非常相似。”这一事实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关于吸烟的记述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十八世纪时，中国吸烟问题竟然那么严重，“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包括妇女，甚至是8至10岁的男女小孩，无论他们生活条件如何，都配备着吸烟用具，在街上，在劳动时，烟斗难得从嘴里拿出来。”西方人记述中国并非从利玛窦开始，至少在十三世纪就有一位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游记》。但是马可·波罗时代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人物屈指可数，他们居留时间较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观察了解中国社会，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而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便是数以百计，他们分布地域广，停留时间长，有条件对中国文化进行详细的了解与研究，到了近代，来华的西方人更可说是铺天盖地。作为一个商人的马可·波罗，他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素养是不足的；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不同，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与培养，被选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更是经过近乎挑剔的选择，除了熟谙神学理论，诸如哲学、伦理、语言、物理、数学等等亦有相当造诣，其中也包括一些绘画高手，如郎世宁、王致诚等等，他们的学识素养对于他们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当然十分重要，至于近代，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人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受过较好教育的。马可·波罗参予中西文化交流是自发的，到了明清以后却不同，耶稣会士确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打成一片的政策，他们不仅着汉服，说汉语，而且如白晋等人还用汉文著书立说，他们自觉地观察中国社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画家，他们甚至在作画时也有意吸纳一些中国画传统。耶稣会士的这一做法获得了成功，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及其以后的其他来华四万人，比如说1800年出版的《中国风俗》画册就与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有关。正因为有上述各种因素，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能够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本书收录的图画，涉及的内容就已遍及东西南北各地，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广度。至于深度，他们的记载已不再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往往能够细致入微，并且还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例如关于酒，西方人注意到的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喝酒这一现象，而且从中认识到，因为中国人喜欢喝酒，喜欢喝的又是米酒，消耗了不计其数的粮食，在一个灾荒不断、饥馑连年的国度，无疑是在火上浇油。确实，奢侈与浪费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大原因。毋庸讳言，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未免有其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妥的甚至是错误的记载与见解。如图，一个人手提放着各色饼的篮子，根据原图说明是个药商，是个贩卖中草药同时也兼带治病的江湖郎中。江湖医生本来鱼龙混杂，也许也确实有人将中草药制成各色饼状，但至少不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形象介绍给读者。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又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一点从书中收录图画的画面上就可体会到：西方人画的中国人物形象往往带有西方人的特点，而且越是早的画越不像中国人，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专门选录了一些二十世纪西方人画的画，如图“二十年代女子装束”，画于1925年，图中形象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当来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并向他们的同胞介绍中国文化时，中国人也从他们身上接受了许多东西。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书中选录了诸如跑马厅、交谊舞、公园等部分作于二十世纪的图画。本书所有的图画来源于西方人编辑出版的44种图书，除了由于上述原因少量地选用了二十世纪前期出版物外，绝大多数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最早的出版于1665年。画的内容倾向于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画的种类则是多种多样的。

该书精选100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涉及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多门类，最具特点的介绍了自然科学的重要著作，每一部著作都展示给读者某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体系的更新。在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这正是人们需要的精神文化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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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界认为：调查性新闻是新闻中的极品；调查节目记者是记者中的骄子。《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最新锐、最有深度的大型新闻评论栏目。本书是对该栏目的深度挖掘。1998年，该栏目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报道有许多精彩制作。书中策划、编导、记者们撰写的札记、随笔、评论，记录了一批最具有使命感的电视人的追求，展示了最富有创造力的电视人对现代媒体运动作方式和生产过程。本书所提供的正是他们最具历史感的现场报道和对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全面剖析。这是一本电视人的书，也是一本人与电视、电视与社会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