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是一部以分析他那个时代的特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哲学著作，它标志着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部著作的内容是费希特在柏林于1804年11月至1805年3月做过的十七次演进，他在付印前又增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在他的听众中真正的哲学家与教授并不多，而绝大部分是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其他行业的人士，或者像《上德意志文汇报》的报导的说，是“一些最体面的人物和女士”，费希特的讲话坚持自己的原则，又不过分刺激他的听众，他抱着他那发扬理性主义、促进人类文明事业的信念、以洋溢的热情和感人的言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寄望于他有教养的听众能消除恶贯满盈、麻木不仁的现状，而进入自由、纯粹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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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著是在硕士研究生论文《绿春县车里村哈尼族“昂玛吐”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7年，开始调查了解哈尼族文化并查阅大量的论著。第二阶段，1987年就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在导师杜玉亭、郭大烈两位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下，并参与了国家级重点社科研究课题“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数十次深入云南各地哈尼族地区调研。最终在尊师的支持帮助与细心指导下完成学业，本书的主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间也得到了何耀华院长、王树五研究员的帮助与指导。第三阶段，1990年分配到云南省民族古籍办从事民族古籍与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并开始构思书稿结构。为此足迹遍及云南省各地哈尼族村村寨寨及泰国、缅甸、越南等国的一些哈尼族村寨，搜集了近千万字的第一手资料。

张伯驹先生（1898-1982），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为近世著名文化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书画鉴藏、诗词创作和对传统戏曲的弘扬与研究。这些为世人所熟知，兹不赘叙。本编收有张伯驹先生六种著述。《春游纪梦》为张伯驹先生编著的《春游琐谈》中之张文，书题为编者所加。另外，《京剧音韵》只收其前部之理论部分，后面的韵表部分则略而不录。六种著述中有个别篇章重出，为保持原著气脉，兹照原貌，不作改动。1998年为张伯驹先生百龄冥诞，本书特为纪念之。

本书是我国迄今系统研究西方称这为“伊斯兰教旨主义”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这一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上起公元610年，下迄1996年底。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心在中东，是当代震撼世界的一股强劲的国际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已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密切关注。全书十四章，首先对运动的起因、组织、性质、特点、社会基础、理论观点、战略策略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作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其次，对与运动有关的今日中东热点问题，如伊朗、苏丹、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以及中东和平进程，都设有专章论述。

闻章先生说，这本书是俗人写的，专门给俗人看的书。你若不是俗人或不想做俗人，最好别看这本书。若是误读了，您一笑，就把俗人赦免了。……

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相互交往，彼此学习，对各自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处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亚洲各国的经济近年来正在迅速增长。由于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有文化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泱泱大国势必在其中将充当重要角色，成为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一发展趋势，正越来越成为更多世人的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中印两国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交往，就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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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俗称“印度尼西亚”或简称印尼，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人口已达两亿，领土面积约190多万平方公里，在亚洲乃至世界上也称得上是大国之一。自1945年8月17日宣告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不断得到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也日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近邻，在历史上早在密切的往来。新中国成立和印尼独立后，1950年4月13日两国建交。1967年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因故中断。1990年8月8日起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经贸合作亦不断加强，两国高层领导人也在不断互访。像印尼这样一个国家，值得我们了解和研究，以便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社会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这就是笔者有幸应邀编写本书之旨意。

翻开这部书，读者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百年来整个国学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国学与以前相比，无论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章太炎撰《国学略说》，分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所讲的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学术。现在和那时候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也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为目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改观。在这一百年间，也有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考古学的新成果，则引起史学巨大的变化。凡此等等，都使国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今天的国学称之为“新国学”，而和以往的国学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