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发展史上，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作者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做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活动之中。这本书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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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妇女的历史巨变》概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所涉及的领域有：从传统农业（甚至原始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少数民族妇女所发挥的作用，新兴的乡镇工业中少数民族女工的比例，以少数民族妇女为主的个体工商户的崛起，少数民族妇女利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参与商品生产，以及健康、教育等对少数民族参与经济活动的特殊意义等问题。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妇女开始走向新生活。在4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云历程中，中国妇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自身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和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更为广大妇女充分发挥潜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历史机遇。她们与男子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参政的道路上留下坚实清晰的足迹；各少数民族女王女尽管在参与社会的起点、文化背景及生活习俗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她们依靠勤奋和智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抛弃旧我，更新观念。奋起直追，奉献社会；广大农村妇女勇敢地抓住历史机遇，在乡镇企业中擎起半壁江山的半边天；处于改革前沿的特区女性，风姿英飒，她们的观念、行为比起内地的妇女更早更快地走向现代化，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新中国妇女运动丛书》正是选择了以上这些具有历史和现实特色的题材，希望通过各个专题，多层面、多角度生动而具体地层示新中国妇女运动丰富的内涵，展示女刁女运动的发展、变化的状况及规律。全国妇联书记处和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这套丛书并列入全国妇联的“八五”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选题计划。这套丛书的总体思路是，从不同角度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妇女发展的内在联系、互动关系，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道路，期望写成史实准确、论点明确、论证有力的史论结合的研究专著，当然也要写得生动具体，可读性强。经过数年努力，丛书终于面世，或许它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设想，但在编写过程中确实凝聚了诸多作者和组织者的心血。

李银河的这部著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著作，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评价。她所做的中国男性同性恋研究填补了我国社科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被视为中国性学界近年来难得的有学术分量和生活参考的大作。本书内容包括了前言、引论、形成原因、感情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法律地位、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跋、注释及参考书目。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亚文化的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一书的增补本。这项富于探索性的、难度很大的社会学调查，涉及了我国男同性恋亚文化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他们的感性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法律地位、有关同性恋成因的争论、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变迁，以及同性恋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亚文化的社会学专著《他们的世界》一书的增补本。这项富于探索性的、难度很大的社会学调查，涉及了我国男同性恋亚文化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他们的感性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法律地位、有关同性恋成因的争论、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变迁，以及同性恋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启示。

在书的前两部分。张君勋劢着重论这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和其为什么能够在今天成功的原因。同梁漱溟一样，他也将世界文化分成中国、西方、印度三部分，用西方成功的例子和印度不成功的例子与中国进行比较。本书的重点在后半部分，着重讨论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一是对过去文化的批判，二是对未来的设想。张群劢从政治、社会、学术、宗教、艺术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评判。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张君劢站在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虽然他对传统的某些方面作了肯定，但在这本书中，张氏主要是从批评的角度展开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志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內。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恰稽郡故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①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劫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3000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我知道什么？”原是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用于教学的，两位作者从第一页起就作为教师同读者见面。固然这本著作有其雄心壮志，向所有读者讲述明白爵士乐的本质、它扎根的土壤，尤其它历经坎坷的发展；但是，也有这样的意愿，向正在音乐学校或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一个研究的起点、一个支点，同时也不忽略所涉对象的各个方面。我们蓄意选择的角度是音乐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种艺术方面。我们蓄意选择的角度是音乐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种艺术的社会环境是不重要的，不过，自50年代末以来，自从《爵士乐手册》创刊号首篇文章《一种音乐和一个民族》以来，已有许许多多著述详尽介绍了爵士乐这一现象产生、演变的经济、政冶以及意识形态环境。然而，人们并没有以同样的关心描述其音乐方面的情况。但愿这本小册子能重建书目与书之间的平衡。

该书除导言“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外，计分9章，各章的标题依次是：“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著者在“导言”中写道：“本书希望涉及的问题很大——‘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可论述的着眼点却很小：极而言之，不过讨论了章太炎、胡适之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心态。”“入手处为个案分析，着眼点却是学术转型——这一‘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使本书的体例，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这一点也显示出该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体例框架方面不同于其他学术著作的独特之处。需要指出的是，陈平原是当代较早开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他的这本书动笔于1991年春，完稿于1997年夏，前后6年半时间，其间他以“现代学术史”为题，在北京大学讲了三轮专题课。陈平原在《后记》中自言：“将学术史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更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本书由章太炎、胡适的个案出发，对于二十世纪的学术转型进行论述，从而展开专题研究。为了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设想：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并以大量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