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于隆庆万历之际，为十岁小皇帝朱翊钧（1563-1620）编的课本，内容讲历代一些皇帝的故事，节选简练的纪传和笔记。然后，加以深入浅出的讲评解说，每一课前加一幅体现故事情节的插图，万历后，明清历朝讲读此书，多次翻印传抄，流传很广。我们略加整理，介绍给中小学师生、大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

中国远在两千多年的先秦时代，就有了记录和解释神话的记载。但科学地搜集它和研究它，是在本世纪初的“五·四”以后。新中国的建立，把对它的采集整理，变为人民自己的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十几年来，在党政府的领导下，举国上下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的编纂活动，又一次对我国这一大宗的精神文化财富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普查与清理，从而基本上全面、准确地廓清了它的状貌。新蕾出版社继推出《世界童话名著文库》之后，又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在吸收国内民间文学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选了这套大型的画册，他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把祖国这份珍贵的遗产送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让东方沟通西方、让世界了解中国。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出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承担起这副弘扬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担，向海内外读者热情的播撒这些金色的种子。

文化人类学多半依靠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来实现。新兴的，也就就是泰特罗教授所研究的“本文人类学”则主要通过人类创造的本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等来窥探其隐含的文化深层内容。

本书反映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由于父母离异，给孩子们造成的各种创伤。他们如何看待社会，社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的心态，他们亲属的心态。这些单亲孩子与60年代、70年代的孩大相径庭，他们未来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心理变态。

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除此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寻就是灵魂。这种灵魂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别的地方都概莫能见。西方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但不可不看辜鸿铭。愚以为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李大钊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巨擘 吴宓《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倡导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各种报刊纷纷摘录和译载。很快，德文译本（1916年），法文译本及日文译本也相继问世。本书中文版初版于1996年，至今已是第三版。译者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核校、修改与润色。为了准确地再现原作风格，译者对有关部分还进行了补译或重译。另外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辜鸿铭其人其事，译者还特别增附了众多名家记叙辜鸿铭的文章。

暂缺简介...

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 搜名宿之逸文， 扬旧学之幽赜。

在读了许多种关于哥伦布的传记后，我们就决定以这位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的名定来命名这样一套学术文库了，同时，我们也选择了10月12日——“哥伦布日”作为这套学术文库的诞辰。当然，我们是要提倡一种哥伦布式的科学发现和学术探索精神。哥伦布在《预言书》中曾抄录了古罗马哲人塞尼加的一段文字。为了这套文库，为了这套文库，为了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我们也要以此刻字为铭。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文艺思潮之一，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不久波及德国、日本，在前苏联及其它国家也有所反应。一般认为它与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反驳，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进入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问题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及前苏联文化、文学倾向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有关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对它也应该有所了解。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公正》（1984）和《多元共生的词语》（1986）等，《后现代状况》一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与其他几种后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不同，利奥塔既不像丹尼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尤根·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流沟通理论，又疏离弗莱德里克·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叠合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从语言资讯（competa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眼，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话语（metadiscOurs）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域。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岐见的后结构主义观念，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冲突纠纷，毕竟作为重要的歧见给这场论争供述了新的话语内容。同时，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对于西方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影响颇大。至今，由他所激发的关于“艺术表征危机”的论争，仍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持续进行。

文化哲学研究在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有三大问题需要读者诸君倍加关注：第一，人类的“跨文化（圈）”生存和交往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常态”；第二，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并在继续创造着许多新的“生活用品”和新的“生活方式”，诸如“网络”、“手机”、“基因”和“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文化”（生存）新内容都在极大地拓展或者改造着我们的“人性”潜能的表现和发挥以及我们“人”本身的“特质”；第三，天地万物（外界“物质”大自然）越来越迫切地追问着我们人与它们的“区分”与“融会”的“文化”可能性。《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在14年之前对此三个问题尽管已经有一些思考和阐述，其思路也有一定的深刻意义，但在拙作此书的思想基础上对此三个问题的继续深入探讨，是我自己的文化哲学研究的新的思路的一种概略表述，也似乎应该是文化哲学研究界的共同学术任务。愿我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