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论中国古行记的文体特征》和《“笔记小说”与笔记文学研究》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新领域；《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辑录、校勘、体例三个方面指出《全汉赋》编辑中20多类（种）错误，值得重视。书中还对地方戏曲和民间神话传说有独特研究。

萨满（Saman）是古通古斯语，即古汉语中「巫觋」的意思，其相信泛灵信仰，是人类的古老宗教，从菲洲到中亚、到东北，乃至美洲，萨满教有其悠久而传统的信仰群众。随着人类学的兴盛，及对特殊文化的重视，萨满成为了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可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人类的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快速湮灭，这造成了可悲的现像──我们一方面设法要保留萨满文化，但萨满文化恰恰却在沦丧中，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有抢救性的保存、保存、保存。当文化已跟生活脱节，我们还能做甚么？是不是盖个文化馆，或文化村，全年365日无休地上演那商业化的「文化」呢？《远去的文明：中国萨满文化艺术》以图片保存了珍贵的萨满图片，让我们可以中看到这远去的文明的点点滴滴。

中华姓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古代，姓与氏不仅有着严格的区分，即使在姓氏合一之后，人们仍能从姓氏中获取家族的历史背景与相关信息。在当今，姓氏作为家族与个体的符号，在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中，仍是人们必须经常面对，而又无法回避的，因此本书可以提供虽然简略而又基本的姓氏方面的知识。古往今来，中华姓氏到底有多少，仍是专家们经常要进行探究的中华姓氏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唐代的《元和姓纂》收录姓氏一千五百二十个，宋代的《氏族略》收录姓氏二千三百六十八个，明代的《姓汇》收录姓氏二千五百余个，《姓觽》收录姓氏三千六百二十五个，清代的《姓氏寻源》收录姓氏达四千零五十三个。当代著名姓氏专家袁义达等著录的《中华姓氏大辞典》，共收录古今各族的汉字姓氏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其中单字姓氏五千三百二十七个、双字姓氏四千三百二十九个、三字姓氏一千六百一十五个、四字姓氏五百六十九个、五字姓氏九十六个、六字姓氏二十二个、七字姓氏七个、八字姓氏三个、九字姓氏一个。尽管该书为讫今著录中华姓氏最多的书，但就中华姓氏的总量而言，似乎还应更多。既然姓氏是每个人必须每天面对的，将这些常用姓氏作为启蒙教材，便是古人早已关心的事情了。西汉的黄门令史游著有《急就篇》’用三言诗的形式，将常用姓氏编列了一百三十四句，便于人们尤其是幼童记诵。以后人们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但尤以北宋钱氏所著《百家姓》最有影响。早期的《百家姓》收录常用姓氏四百一十个，而现在见到的最为普及的版本收录姓氏四百三十八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则是图文并茂的《增广的家姓》，收录姓氏五百零四个。尽管明代有《千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等不同的姓氏蒙学著作，但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人们便是在这种琅琅上口的读书声中，认识了姓氏，开始了人生。

《增广贤文》的前身，是《昔时贤文》，又称《古今贤文》。相传是由明朝中叶一位儒生编纂而成，但详情不得而知。其书名最早见于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汤剧写作于明朝中后期的万历年间，《昔时贤文》的成名无疑应该在此之前，而其成书自然应该更早。后来又有明末清初士人对之加以增补，书名遂变为《增广昔时贤文》，通常简称《增广贤文》。增补者的姓名行事亦不详。清朝咸丰年间，一位署名硕果山人的儒士，又对之进行了一番修订补缀，并且改以字数多少为依据重新编排，共分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五个部分，末附对仗偶语五十七联，书名更易为《训蒙增广改本》，特地标明了童蒙教育之鹄的。清朝同治年间，儒者周希陶再次对原文加以删削增益，改以平、上、去、入四种韵调为依据重新排序，并且略作注音释典，篇幅明显增长，改取书名为《重订增广》。《增广贤文》的内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前人的名言警句，二是民间的谚语俗谈。其中体现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包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在形式上，大多两两相对，音韵和谐，琅琅上口，便于记诵。故而在旧时影响甚大。降及清朝后期，更是风靡全国，社会各界人等，无不讽诵谙熟。此书内涵广博，雅俗共赏。“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善恶言、勉戒言、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何荣爵《重订增广序》）书中格言被人们视为宝贵的处世金箴、做人指南。“以之律己，可以修身；以之处身，可以寡过，为人之道，颇具于此。”（《训广增广改本》卷首公轩主人识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普及日广，影响日深。“读了《四书》知礼义，学习《贤文》会做人”，“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会看书”，成家喻户晓的著名谚语。今天的学者常将《贤文》归入“传授封建伦理”的一类，似乎并不尽当。诚然，书中的部分内容，的确带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映象与时代印迹，但数量更多的内容则并无时代、阶级色彩而具有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质。如“得宠思辱，居安思危”、“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等等，例子比比皆是，随手可得。书中内容的属类，也并不限于伦理，而是海阔天空，包罗甚广：哲学、宗教、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计财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直至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及。但其中心则是讲述人生哲学、处世之道。用今天的新名词来说，也许应该称它为行为科学。这里所谓“科学”，只是言其学科，言其类别，而不是对其真理性的确认。科学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科学中的命题不尽科学，甚至并不科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增广贤文》的内容同样也是瑕瑜互见，良莠不齐。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撰者已尽自己的努力予以品评，当与不当，还须读者诸君自已权衡。正是由于书中大量内容的超时代、超阶级性，所以此书虽历经沧海桑田、星移斗转而魅力依旧，传诵不衰。尽管由于政治潮流的原因，曾经在某些时期内受到禁锢闭锁，甚至公开批判，但其中的许多名言俊语仍然生机勃勃，活在人口。如“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等，皆可为证。书中的许多清词秀句，不仅普通百姓乐于传诵，就是一些顶尖名流也钟爱有加，诸如“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等等，都曾在政界要人的诗文、谈话中被称引。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书中的某些条目，彼此之间时有抵牾。例如，有的条目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的条目又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立意便不一致。再如，有的条目说“药能医假病，酒不解真愁”；有的条目则说“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也是自相矛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的理解似可稍微通达一些。书中语条源流久远，取义多方，前贤立言往往因其时代不同、秉性不同、经历不同、语境不同而视角不同、措辞不同，实则各有所指，各有侧重。表面看来似相矛盾，细细品味，又常会觉得各有内涵，各有意趣，各有用场。借用书中的成句，或者可谓是“但有绿杨堪系马，处处有路通长安”。《增广贤文》的版本不一，各有其长短。主要是考虑到本子的简洁性和通行性，这里取了原型本作为正文。原句之下的评析，分作“注解”和“语译”两个部分。

现在呈献给读者这本书，最初由香港商务印书馆用繁体字排印，2000年夏天在香港出版。书中收集了我过去用中文发表的一些文章，而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则有赖于我的老朋友，香港商务总编辑陈万雄博士善意的催促。这本港版的书没有在国内发行，我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认为本书内容，内地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而恰好在内地却见不到。现在三联书店用简体字重排此书，终于了却我的心愿，可以把这些文字奉献给国内的读者。这个简体字版在原来的篇幅之外，又增加了两篇新近完成的文章，分别讨论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钱锤书先生的英文著作，现在作为最后两章收进此书。此外，我利用这次重排的机会整理原书，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所以这本书和港版原书有些区别，算得是新版。有关本书各章的内容和全书的大概轮廓，我在导言里已经说明了，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80年代初我曾在《读书》上发表一系列评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章，1986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书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收在“读书文丛”里。这些年来有不少朋友，包括许多初次见面的朋友，都对我提起过那本小书，说当时曾有一定影响。不过许多朋友称赞我那本旧作，也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后来较少见到我写的文章表示惋惜。我近十多年来虽然也陆续写过一些文章发表，但因为生活在国外，用英文写得比用中文多，目前这本拙作算是八六年那本小书之后另一次结集出书。我希望今后能作更大努力，对国内的读者有更多一点奉献。<

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形成了具有强大社会整合 力和民族创造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本书着重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等等。作者力图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宏观角度，把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进行把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文化机理、阐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一些内在联系，并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的变革对中国思想文化更新的意义。书中所论对我们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本书是对德国美学思想的研究，就肇兴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古典美学，通过对康德、歌德、席勒等名家的研究，解读其本质与发展。

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历史，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离开活生生的文化，无论“人类”还是“历史”都会成为空洞的字眼。关于作者：衣俊卿：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及学术论文150多篇。先后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授奖，金岳霖学术奖，连续3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次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入选国家“百万人才工程”。

记述我国五千多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书籍种类众多、卷帙浩繁。如何把这漫长的历史记载加以浓缩，提纲挈领，使之成为通俗普及的读物，以进行历史知识的启蒙教育，早在一千年前，已被学者们所重视。南宋大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便根据《资治通鉴》等书，简化内容，编撰了《通鉴纲目》一书。到了明代，学者王世贞和袁黄又分别编纂了更为简洁的《纲鉴》，贯以撰者姓名，被称为《袁王纲鉴合篡》、《袁了凡纲鉴》等诸多书名，一再翻印。到了清朝，又有乾隆年间官修的《御批通鉴辑览》；《古文观止》的编者吴乘权（字楚材）也编有《纲鉴易知录》，都是简述中国通史的古籍。但这些简洁的编年史，主要是供秀才和童生们阅读，还不能作为儿童启蒙读物。供儿童识字启蒙的通俗读物，都是韵文，便于记通。最早记述中国右史的韵文启蒙读物，当推南宋时王应麟编的《三字经》，虽然此书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但其中有二百多字专述中国历史。

《横溪文化大观》共分三卷，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第一卷《千年横溪》，以记叙实录为主，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使人们能窥览横溪之全貌，了解横溪地域特色之亮点。第二卷《诗画横溪》，尽可能收录汇编古今中外有关横溪的诗歌和散文，以描颂横溪景观风物为主，以期体现横溪文学的完整性。第三卷《传说横溪》，收录了反映横溪主要山水景观和重要人物的故事传说，并进行了整理和适当加工。而流传范围在一个村域的那部分故事传说，一般编说《千年横溪》的“横溪经纬”编中。《横溪文化大观》，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横溪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套《横溪文化大观》一共三卷，看似粗疏不分、良莠不齐的汇编，旨在为横溪收集保存文化的原始积淀，是为后人对横溪文化的丰富灿烂而惊讶，为横溪文化的厚重深远而叹服，为能够搜集整理横溪文化而庆幸。这是一种与文化结缘的机遇，一种生活阅历的文化蓄积，一种文化对人生的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