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文化力》是一本人人都可读，可说，可想的书。本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让您发现蕴藏在你自身，在社会，在人类中的文化力，并把它向前推进！作者在本书中对文化力做了条理清晰的分析，严谨细致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富有创见的思想和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作者继《西域文明》、《古道西风》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探讨古代和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力作。重点在近年发现的中亚古代语言、艺术与宗教方面的新史料，诸如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犍陀罗语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境内新发现的火祆教古墓、鄂尔多斯出土景教十字架、新疆昭苏西突厥尼利可汗墓碑、蒙古草原新发现的毗伽可汗宝藏等问题。此外，作者还把研究视野从中亚沙漠移向蒙古民族发源地——大兴安岭的额尔古纳松林，所以书名作“松漠之间”。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的。作者对《元经世大典图》、《蒙古山水地图》、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郑和遗嘱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一点。

精神或者文化，有着物质所难以企及的功能，它有着更强的“遗传”性，经济上的优势可以在历史的瞬间失落，但文化却不会，它的根牢牢地扎在了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像基因一样世代相传，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文化基因。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以中国传统道德典故为蓝本，诠释影响国人千年的关于修身养性、为人处事、治国齐家的传统美德。　一部理想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读物，不仅适用于个人阅读，同时也可以作为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团体举办培训课程的教材，尤其适用于作为学校相关课程的辅助材料。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至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和，有一见如故，有茫然相对。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季羡林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生、治学、生活等方面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等方面。是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自己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对于人生和世事的感悟的集大成之作。

以色列的世界级作家，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经典力作家族的谜团，民族的叙事；如歌的行板，如泣如诉的历史你可以回避历史，历史不会回避你。你可以逃离，或者转过身来回顾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们……我们不可以成为历史的奴隶，但是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人们必须跪下，将历史扛上肩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在我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正在成熟中的少女。　——阿摩司·奥兹不可磨灭的记忆——那刻骨铭心的悲悼！　——《纽约时报书评》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奥兹已经证明了他是我们最精妙的作家之一。他以无止境的深刻和宽广，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场景，并且避免教条式答案的诱惑，使他那些问题的范围无限深远。　——《华盛顿邮报》用希伯来语作为光辉的工具，为文学艺术、为准确地揭露我们时代最全球性的紧迫现实问题做出了贡献。　——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授奖词《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便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2007年入围“国际布克奖”。小说以耶路撒冷做为主要背景，以娓娓动人的笔法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一个犹太家族的故事与民族历史，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本书对西域的烽燧关隘、故城遗址、佛寺石窟、高山湖泊、冰川河流、千年古树、万里沙漠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并对西域的文化史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内容有丝路花语、劫难敦煌、龟兹故国、尼雅河唤醒的记忆等，这些都是作者对西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西北大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壮丽，物产丰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太多太厚的文明遗迹，有着数不清的历代名人志士的足迹，更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本书是作者对西域点点滴的认识和感受，他将沿途拍摄的近百幅照片附于书中，带着读者一同去品味那古老壮观、神秘浪漫的西北。

《七日谈》的中国对话者是诸多颁奖典礼总导演、著名音乐人、著名导演山奇，来自日本伊豆的对话者加藤嘉一是一个日本八零后的年轻人，也是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在短短的四年里，作为策划人、组织者、主持人参与了“京论坛”等四十多个中日交流活动。他们是中日两国乐于将自己所体验的人生感悟、经验和思想与更多人分享的青年的代表。　正如两位作者所说，“七日谈，实际上我们要表达的是七种思想的碎片，每一天会有一个觉悟，也许每一日里的觉悟都并不完整，但是它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中日民间共同在思考的一些东西。”　《七日谈》是一本能够满足读图时代视觉需求的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对话录，内容由点及面，从历史到今天、从生活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体现了对彼此社会文化的尊重和价值的守护。 与早两年畅销的《菊与刀》等解读日本的图书不同，《七日谈》是真正来自内容双方的中日作者以自己成长生活的感受来讲述和剖析两国的文化历史社会状态，其精巧的视角，独创的漫谈实录形式开创了这一类图书的先河，同时也将深度、广泛地把中日话题的讨论推向大众。　中日之间需要一种“信任文化”，需要形成“信任激发信任”良性循环的交往环境，需要以两个负责任的大国站在建设“和谐世界”的前端。　交流不只是为了保持近千年文化互通的传统。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结束的已然结束，历史的情与债，完全可以交给每一个直面历史的来者，一段不堪的记忆并不能真正造成漠视。 来自民间的声音山奇与加藤嘉一两个北大学子的中日对话录《七日谈》，超越的是普通意义上朋友之间司空见惯的沟通，而是直接反映了两个近邻大国人民个体之间彼此和睦相处朴素、真诚的愿望。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已经很好了，能将对话编撰成书，更是非常好的事。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谈论了什么，那就象一次行为艺术，最关键是在交流。

看百家讲坛主讲人“外传”个性张扬，听山大教授马瑞芳“神聊”精彩纷呈！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康震、孙立群、纪连海、毛佩琦、隋丽娟坛上坛下。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老爷子阎崇年持重，大佬易中天机智，小妮子于丹聪慧，老笨王立群厚道，大仙纪连海另类。学者读书治学之道，教授育人处事之理，作家生活情趣之妙。易中天：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阎崇年：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于丹：快乐是种超强能力，可不是谁想乐就能乐的……我脑子里有个删除“开关”，不感兴趣的，一删，没了！孙立群：生活贵在“贵适意”，考虑问题、决定事情从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愿出发，一旦不合己意，便毫不迟疑地另做打算。纪连海：上百家讲坛的，人生都有些曲折，都有点儿怪。百家讲坛就是一个“怪物公司”。作者以调侃、风趣、幽默的文笔，书写百家讲坛那些人和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悬念：学者怎样上电视？如何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学者是否应该明星化？上了“魔鬼的床”，主讲人被“截短拉长”，是否还张扬个性？易中天、于丹等人是怎样被发现，并被拉上“魔鬼”之床的？阎崇年、王立群、纪连海等人一讲成名，生活和心态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写了阎崇年青灯独对，坐拥书城五十载，厚积薄发，面对台下一名观众，一举成名；性情中人易中天妙语如珠，机智洒脱，哪怕是与央视名嘴对话，照样挥洒自如，机锋迭出；于丹为人谦和冲淡，洞察人世，掩不住顽皮活泼，骨子里侠气激荡；老夫子王立群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他用苦难来磨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自己；纪连海懵懵懂懂，总是被好运眷顾，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嘎小子，成为名动一时的中学老师……该书不仅对十大主讲人做了精彩的描述，对栏目的一些运作内幕，如何在大学里“选秀”，如何“修理”大腕主讲人，都有细致生动的解读。

中国社会的隐形场·传统文化的另一半。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贵族，一个游民；一个绅士，一个流氓。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水浒传：游民话语体系的集大成，游民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改造，戏曲化的秘密会社仪式。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游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的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王学泰我国的知识阶级，向来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个人，指逆时则显游民性质，顺利时则显贵族性质。——杜亚泉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项“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的说，儒家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