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我在故我思、审美与人文、美与忧郁、人与自然、夏娃与亚当、由神学与人学、从审美到早智、艺术与思想、诗学之道、美学之境、雅俗之辩、批评之声、青春之歌、性别与叙事、女权与文学、身体与写作、性别与小说、现代中国女作家漫谈、当代中国女作家散议、武侠与文化、金庸与顽主、金庸与墨客、金庸小说的趣味、金庸小说的人物、金庸小说的精神。

随着冷战的结束，不曾预料到的、划时代的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后冷战到秩序正在从文化上转变自身，甚至比地理上或者经济上的转变还要快。在这种背景下，这本书揭示了文化和认同“回归”国际关系理论议程的机会和允诺。这些作者强调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能够解释国际关系学理论中一直缺少对文化和认同的兴趣？重新思者当代理论对文化和认同概念的研究程度是怎样的？定义这些概念的——因为它们难以捉摸——和把这些概念整合到研究过程中的、最富建设性的方式是什么？最后还有，如果有风险，那么和贯彻本书中证明和提倡的、文化和认同的理性钟摆相关的风险都是什么？虽然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文化决定论，但是作者们都认为，谨慎的合并文化/认同理论可以在全球动荡转变的时代对国际关系学知识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尽管也有重大的争论，但他（她）们都确信，很难再进一步夸大涉及文化和订合同问题的政治重要性和知性重要性。

《时代与雷锋》一书以议论性散文的形式，通过对新时代许多现象的分析，用独特的哲思笔触，追寻雷锋的人生轨迹，透视雷锋的精神世界，阐释时代需要雷锋这个主题，弘扬由雷锋精神形成的“英模文化”，成为纪念学雷锋40周年的一部极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的佳作。全书围绕时代与雷锋这一主线，着眼于回答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从书目上看，有“网络时代：追踪雷锋 ”、“雷锋与盖茨：谁是英雄”、“人本关怀的价值”、“商风吹不去人间真情”等。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生命形态。它具有历史积淀所形成和构筑。的，深刻地折射着现实世界和当代社会人类面貌的一切。一个文化政策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历史与现实不断冲撞的结果，包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截然地运用一种方法和捧．斥另一种方法制定文化政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根据不同的文化政策问题运用不同的决策方法，则是文化政策制定的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有时即便是对同一问题采用同一方法时，也常常与其他方法交替使用：或者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或者是两种方法或多种方法并用。要科学、合理地解决文化政策问题，仅有一种思维的向度是不够的，多视角地分析、考察，则对问题的性质可能有符合实际的把握，使用多种方法去设计方案制定政策，则可能产生更佳的文化政策。这种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决策方法有机结合用以解决文化政策问题的方法，在政策学上就称之为“综合决策方法”。……

在这本周记里，我们记下世界、中国、上海的一些事和一些人，让我们震动的，让我们感动的，也许还有促使我们以行动来回应的。从“第一现场”、“记者行动”，到“特别报道”、“你我爱心”，《申》报的记者、编辑是读者朋友们的眼睛、耳朵，天上飞、地上跑，大门走不进就从窗口跳进去，为了追踪，发现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和都应该知道的新闻，为了满足我们对周转世界共同的好奇心、求知欲、参与感。写在《申》报上的文字，是写给朋友们传阅的周记，所以自然、本色，不浓妆，也不淡妆，但求真实、清楚、明白。我们共同的这本周记，记录了我们平常、琐碎但真实的生活。我们不敢套用那句名言“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但我们知道，历史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日子的聚沙成塔，可是在历史的大书上，沙粒消失了踪影，只有一座塔的模糊身影。所以《申》报还想为我们这一大群朋友们做的，就是留住我们自己珍视的那些小沙粒的痕迹。对于历史，它很可能并无意义，但对于我们自己，它有意义，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伯林深入于19世纪俄国思想家身处的苦难迫人的时代，与赫尔岑、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一起面对严峻历史困境的步步紧逼，再现他们思想深处的紧张冲突，准确捕捉了革命潜伏期的精神脉动。《俄国思想家（第二版）》将对思想者生平叙述及其观点紧密结合，由论单个思想家而旁及其他，并以“移情”手法细致梳理思想在历史、政治、文化等境遇中的传递、发展与曲折，并由此使其著作不仅气象恢弘且清晰明朗，将其以价值多元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观念穿插于思想评述并娓娓道来，这是以赛亚·伯林的著作的独有特色。

中国遗产界对现时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形势的总的评估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同时，中国文化遗产遭到的破坏及面临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都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对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遗产旅游业的经营体制与模式问题的讨论，广泛出现在学术刊物、研讨会、内部报告、各种媒体上，并且往往是以激烈论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论争不仅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内部和社会各界之间，而且还扩展到中国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该书全面而典型地表述了中国学术界、遗产管理界、政府部门的有关见解。全书按论题类型分为四个部分：它们是：“文化遗产科学”、“大遗址保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经营”。其中“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经营”是当代中国和全球遗产界的热点，也是本书的重点。

此书成书于1942年，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当时的宣传是“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经典训练是文化教育的一个必要项目，作者朱自清认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而中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一些人望“典”兴叹，不敢问津。为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兴趣，先生给想“漫游”经典的读者当向导，以亲切自然的随笔风格描述了十三部经典的典故源流、“胜景佳境”，深入浅出、富于生趣，并尽量采用近人新见。先生一生诲人不倦，晚年致力于文化启蒙，他衷心希望“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本书共分两篇，主要内容包括：文化社会学知识的突出特点、关于文化及其可解释性的社会学理论。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写就的一部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夏阳东北有座龙门山，极富形胜之丽，所以司马迁自称是生于龙门。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