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集中在该思想流派所围绕的三个核心概念，即“文化”“阶级”“识字”（民众教育）上。通过将这三套话语放置于19世纪初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窥探文化研究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面向上应对这些延宕至今的话题，并在赋予其新的反思性内涵之后，组合进自己的整个理论系统中去的。

本书是陈师曾先生1922年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史”课程的讲座记录稿。作者从远古时期文字与绘画的起源说起，梳理先秦到清代中国画的发展脉络、技法沿革、题材变迁以及重要的画派、画家等，内容提纲挈领，文字简明扼要。本次出版，由著名陈师曾研究专家徐文治担纲主编，精选近400幅高清传世名画，进行局部放大，展现名画细部，让你发现中国艺术的奥秘，真正看清中国绘画的线条、色彩、构图、意境之美。

“界”在东西方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语义，包括界分、界限、边界、界域、界定、界隔、接界等，本书聚焦界的思想叙事，以对《两界书》的多重阅读为资源，阐释界及《两界书》生发的哲学意涵、文明意义、生命智慧与叙事艺术，特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文化理据、超越学科范式的跨界叙事、学术思想的创新表达、融通东西的中国话语构建等做出新的探讨。

◎内容简介本书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这一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紧紧围绕“道路何以自信”这一主题，重点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锲而不舍走下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干什么？最后揭示了“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这一既朴素又深刻的道理。

本书主要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作者从中国古典经书《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语》《尚书》《礼记》以及杨成寅先生所著的《太极哲学》《成中英太极创化论》等书籍中提炼出了中华华传统和谐思想的世界观，并将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和谐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建构了“三位一体”完整的和谐思想体系，实现了将中华传统和谐思想与国际关系相对接的理论创新。是一部系统建构中华传统文化和谐思想体系的原创性著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希腊神话，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和精神源泉，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宝库。这本书以22位希腊神话人物为主线，通过解读110位艺术大师，228件世界名画与文学作品，深度讲述希腊神话故事。其中包括众神之王宙斯、天后赫拉、光明之神阿波罗、爱神阿佛洛狄忒、海神波塞冬、战争与智慧女神雅典娜、战神阿瑞斯等奥林匹斯12主神和10位希腊英雄。本书以众神的人物经历和性格特征作为独特切入点，解读呈现希腊神话题材的后世艺术作品，涉及的主题丰富有趣，比如雕塑家呈现冥王抢亲，莎士比亚为何对大力神情有独钟，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和伊阿宋的关系，《拉封丹寓言》中对女神赫拉的呈现，酒神对尼采的创作产生的影响，诗人雪莱和拜伦对里拉琴的咏诵等，敏锐捕捉希腊神话元素给波提切利、委拉斯开兹、鲁本斯等艺术巨匠带来的创作灵感，揭示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艺术和社会等领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本书引领你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众神，用触手可及的经典艺术作品，帮你打开认知，积淀文化底蕴，提升你的艺术鉴赏力。

浙东文化是以浙东区域为其生发的舞台，有其自身的源流，但其形成和发展并不是游离于中华文化的主线之外，而是在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背景之下逐步展开的，并在中华文化的变迁中不断演变和重构，形成自己的文化形态，同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身的区域性特征。浙东文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文化之一。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浙东文化的概念、发展模式、形成阶段、海外影响等，旨在作本体研究。下编撷取若干浙东优势文化，作专题性介绍。

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活跃，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这一时期孕育出一批既借鉴了西方文学观念和哲学思维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胡适、鲁迅、谢无量、游国恩、闻一多、姜亮夫等。他们把中西文化、社会思潮和楚辞研究结合起来。此时中国的楚辞研究已跳出传统经学批评的套路，形成了审美的、文化的、比较的、综合的现代楚辞学的批评视野与研究模式。本书以五四文化思潮为纬，以楚辞的发展历程为经，探讨启蒙思潮、疑古思潮、文化地理学思潮、文化人类思潮、女性主义思潮等与楚辞研究的关系，力求对五四文化思潮与楚辞学的发展做出客观的评价。

本书是一部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如何在锦绣大地上创造辉煌文明的普及性读物，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著名文史学者、地理学家联手打造。全书由自然编、人文编、中外编三部分组成，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讲述广袤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物和人文创造，述说大江大河所孕育的厚重文明，展示人文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深入浅出地揭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先秦开始，民众对月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知识精英也从不同层面推动月令文化品质的提升。这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汉代倡行“以经治国”，在行政改良、法制损益、礼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援引《礼记·月令》，从而将天子施政的立意，从朴素的“因自然”提升到神圣的“顺天意”高度。然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不断兴起，并逐步取代基层官吏，成为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的组织者、生活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手工副业、商品买卖和文化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到具体而集中地呈现，此后，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