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社会学范畴的认同理论基础上，以制度认同为核心概念，以司法的社会认同要素为分析框架，将中国司法置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背景，结合司法公信力普遍失落的现实，论证司法社会认同机制正在经历的变迁。本书从普遍性角度提炼司法认同的一般规律，同时立足社会特殊群体，分析影响其司法认同的一般规律，有助于反思当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深入司法认同问题的分析，证成提高司法认同的对策建议。书稿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书由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组织编写，通过整合O2O平台领域的行业政策和法律法规，聚焦行业热点事件和典型案例，汇集互联网法治前沿研究成果，探讨数据权益、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平台食品安全、灵活用工、网络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前沿法律问题，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O2O法律问题提供一些思考与启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问题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并最终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由于承载着刑事诉讼的历史积淀和价值内核，律师辩护问题始终占据着学术研究的重要位置，成为任何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律师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等协商的可靠保障和风险防范的必要措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赋予了律师辩护问题深入研究的时代契机。因此，将认罪认罚从宽与律师辩护这一对“新老”制度组合研究，不仅有助于夯实“新”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也可能使“老”制度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本文以程序法视域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探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理论根基和基础问题，并对域外法治国家类似问题进行当代考察，反思性地将研究问题划分为权利、方式和规范三个维度，以期为学术探索和司法实践提供帮助。

我国《刑法》第63条规定了特别减轻处罚制度，但是实践中特别减轻处罚的适用率非常低，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很少。通过概念辨析、历史梳理、实证调研、价值分析、实体条件和程序问题理论分析，发现特别减轻处罚制度具有矫正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实现个案正义、实现情理法融合的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并不合理，导致了该制度的人为闲置，急需改革完善。可将特别减轻处罚的启用条件相对细化为“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由于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较小，判处法定刑的低刑还是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的，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并可列举一些常见的可特别减轻处罚的情形。在程序上，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是短期改革的优选路径，长远而言，听证也是可考虑的监督方式。同时，通过对特别减轻处罚这种例外制度的实践分析，也发现了我国刑法量刑规定模式、分则具体罪名的量刑标准等的不合理之处，应进行完善。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以刑民关系为主要视角，研讨部门法关系中最基本的问题即相对民法等来说刑法应具有从属性还是独立性，对违法相对观进行证成。其次，通过展开民法依存模式与秩序维持模式之对立，提倡民法参酌模式；提出刑法介入财产保护的三大原则，即适度、平等、均衡原则；对民事救济的实效性、被害财产经济上的重要性等刑法介入时的考量要点进行阐释。在上述理论基础的论述后，展开财产分类体系的区分介入、不法者财产保护的介入、被害人因素涉及的介入以及介入的立法完善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内法规作为一类旨在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内重要制度，其生命力也在于执行。目前，党内法规研究已经呈现火热的态势，出版了一大批相关著作，但迄今国内较为缺乏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研究方面的专著。作为一部专门研究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著作，本书分析了党内法规及其制度执行力的概念与意义，梳理了建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历史，并在指出当下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问题与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本书通过对作者在《北大法律评论》《江汉学术》《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的文章进行删改后形成的论文集。本书可以用于：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培训的阅读资料；作为关注基层治理工作的各界人士可选的参考资料。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纽约市经历了犯罪率快速上升和明显下降的起伏过程，从美国的“犯罪之都”转变为“安全城市”。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两届纽约市政府用传统方法治理犯罪，但收效甚微，以致纽约市犯罪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顶*。1994年朱利亚尼市长铁腕治理纽约犯罪终使纽约摆脱“犯罪之都”的困境。《纽约市犯罪问题的历史考察：1980～2004年》从城市经济、文化环境、人口构成、警务改革、“零容忍”政策、福利政策和教育培训等方面，探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纽约市犯罪率起伏的原因以及纽约市在治理犯罪过程中的启示、经验和教训。

本书从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的基础理论切入，依次展开研究开发技术能力、融资方式和惠益分享，最后落脚于中国权益维护的机制调适。核心观点是：依托平行开发制基础上的联合企业制，剖释该理念对开发技术能力、融资方式和惠益分享三大法律问题解决的指导意义；由责任共同体对技术商业化的正向认同，建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信息公开及联合企业安排的制度内容；依据责任共同体共建国际海底区域治理能力，营造风险融资保险、开发合同担保的项目融资以及联合企业控制权融资中的法律秩序；基于命运共同体共享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利益，勾勒缔约国管理模式、产品分成安排以及财政运行机制的规范体系；发挥我国在利益共同体共商开发秩序中的引领作用，多维辨析开发权益的维护路径。

本文以机构投资者参与目标公司治理为研究对象，以我国上市公司因治理变迁造成的特殊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为背景，综合运用比较法学与法社会学等法学研究方法，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缘起、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用以及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化进行了综合地分析与评价，并反思我国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权利行使规范的漏洞，以及义务规范体系的缺失，提出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制度规范的引导下，积极倡导机构投资者参与目标公司治理，优化机构投资者东参与目标公司治理的各项股东权利，并确立机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义务体系，从而突破“搭便车”理论对机构投资者参与目标公司治理行为模式转变的桎梏，使其真正完成“用脚投票”到“用手投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