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原是动物学的一个名词。两栖纲是指脊椎动物亚门里的一纲。它们具有既可在水中又能在陆上生活的特点：幼体用腮呼吸，适于水栖；成体一般用肺呼吸，多栖于陆上，如蟾蜍、青蛙。两栖的用法很普遍，如两栖植物、两栖车辆（水陆两用坦克）、两栖舰船（坦克登陆舰）等都。我自己常开玩笑，说自己也有两栖的特点。我于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受业于王力、高名凯、朱德熙、林焘诸位名家，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成为校长、著名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的研究生。这是一栖。复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调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新闻研究所，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了25年。这又是一栖。在我的两栖中，栖于广播是主业，是主要的。栖于语言学、修辞学方面是副业，当然是比较次要的。但我没有割断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信息还是灵通的，还任中国修辞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理事、江苏省修辞学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理事。两栖的特点，使我在实践中萌生了强烈的“甲＋乙→丙”的两门学科相结合的愿望。由于“文革”的影响，我未能分配到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不能直接从事语法修辞研究。我到广播电台工作后，努力学习柳树的品格，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成长。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已“爱”上广播，将心许给了广播。广播的实践，也迫切地呼唤着相关学科的支援，呼唤着各科理论的指导。我想：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时学的是语言专业，是语法修辞，而广播语言正属于具有口语特色的经过加工的口头语体，是应用语言学、语体学、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我可以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我有时甚至惊喜地想：一旦广播学和语言学、修辞学相结合，必将闪出一门新学科的火光。两门学科交叉的关系很多，重合的部分不少，这就给我们开辟了广泛的结合研究的空间。结合部是多点、多面、多层次的，不仅仅限制在一个小侧面、一个小范围。我想：一个称职的水平较高的广播记者和编辑，必须具有扎实的新闻写作基本功，文学、语法、修辞等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还是必须掌握的。因此，我20多年来，一直不间歇地以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来为广播新闻工作服务，一方面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结合实际，对广播语、新闻写作、修辞技巧开展究，在较多交叉重合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两栖过程中，我出版了《〈红楼梦〉的修辞艺术》（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语言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等四部专著，同时，在全国广播电视报刊及语言、修辞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这些都是我在广播和修辞方面的学步之作，现选择除专著之外的一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希望能给广播和修辞两方面的朋友提供些方便。收入本书的有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广播的模拟语境和广播的语体》、《广播语体的定格、变格、排斥、渗透和创新》，先后获江苏省第一届、第二届广播电视优秀论文一等奖；《略论叶圣陶的广播语言思想》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播业务》1985年第1期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说本人“下了苦功”完成了“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为广播电视语言的纯洁和规范而努力》则被《中国广播影视》等七八家刊物转载；至于《汉语修辞格在广播语体中的适应和局限》，则是修辞学和语体学结合的一点新收获。根据广播语言的现状和实践中碰到的广播语体问题，我大胆地设想将广播学和语体学相结合。针对当初这个设想，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裕树先生说“我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垦荒工作，林君既具有较高的语言学修养，又具有新闻广播工作的丰富经验，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合适人选”（《实用广播语体学》序），老师的指点和评语，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经过刻苦钻研，《实用广播语体学》终于写成了。它被评论界赞扬为“填补了广播学和语体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语广播语体的专著”；它是我将广播学和语体学结合的心血的结晶，也是甲学科加乙学科产生丙学科的一个例证。

认真研究新中国40多年来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这是加快出版改革、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条件。从新中国在立以来，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曾经具体地影响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虽然其中某些内容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资料。有计划地、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对推进出版科研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出实践经验，对加快出版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是有意义的。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个时代的科学思潮。影响所及，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转换生成语法的出现及其发展引起语言学研究的重大变化。语言分析跟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研制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现代语言学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语言学家和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物理学家、电讯专家以及计算机专家等广泛而有效的合作，使语言研究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当前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的景象。它日益走出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象牙之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语言的功能给以关注。一方面，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民族、考古等社会文化的研究进一步交融结合；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如信息处理、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课题，又为语言分析的深入拓展提供了实际应用的广阔天地。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语言学在自身的发展中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从《马氏文通》到如今，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就是以中国境内丰富的语言和方言资源为材料，对于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加以选择和改造，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研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语言学传统。然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常常使人们看不到东方语言资料的价值和东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实际上，中国语言学研究是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语言学成果对于完善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远的如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所论述的分析音位的原则和方法；近的如王士元《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中阐明的语言发展中的竞争性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语音上突变、词汇上渐变的“词汇扩散”理论。这些对国际语言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都是在对中国境内的语言和方言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近年来，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开了学术交流的大门。海内外语言学者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打开了人们的学术眼界。一批批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访问进修。他们直接在国外的学术环境中，感受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语言背景的人，通过自己的眼光去看外面的语言学研究，希望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收获能对国内的同行有所补益。本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有着这样的愿望。这里汇集的十篇文章，有的是对一种理论的系统介绍，有的是对汉语某一方面的分析研究；有的述及一个学科，有的只是一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各异。由于主客观的条件所限，这里不可能包括语言学的每一个分支，所述及的内容也确有“一瞥”的性质。至于每位作者的观点和论述，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在选编时，注意到了不同的分支，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方法。希望对于我们的学术界有一个借鉴的用处。我们认为，在语言研究中，一般性的介绍读得再多，仍旧会感到是在“圈外”，只有把理论和方法拿来解决具体问题，才能了解这个理论的实际内容，从而决定取舍，确有收获。愿我们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多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实际研究，少一些堆砌术语的纸上清谈。

本书选辑了能反映作者教学与研究方向以及学术观点的四种著作，即《语言简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文字的语言》和《汉语语法问题》，名之为《语言·语用·语法》。全书分四卷：第一卷“语言简论”，第二卷“语言运用”，第三卷“文学语言”，第四卷“语法研究”。这四种著作，从学科范围来说，有语言理论方面的（第一卷“语言简论”），有语言应用方面的（第二卷“语言运用”），有语法研究方面的（第四卷“语法研究”）；从适用对象来看，有普及性中级读物，适用于大专学生、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和初学文学写作的青年（第一卷、第三卷），有试图建立新的语言教学体系的教材性质的中级读物，适用于大专学生、机关干部、中专和成人高校教师有学术性很强的专著，适用于大学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第四卷）。

这个普通话常用词表共先了三千多个词，都是日常生活和文化学习上常用的。这个三千多个词在一般通俗读物的常用率约在87％左右。这本词表第一部分是按词类排列的；第二部分是按照汉语拼音字线的次序排列的，可以供学习普通话和学习文化以及编辑教材等方面参考使用。

本书从反思和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辩论的一般概念与理论，如：辩才的造就、辩论中的辩证、辩证技巧和艺术等。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阵阵馨香。本书是美国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的力作，是他对图书出版业运营机制的概括和经营管理出版社的实际经验的总结。本书并无高深的理论，却实实在在地介绍了图书的编辑、出版、？⑿泻桶嫒ㄖ罘矫娴氖导试擞逗筒僮鞣椒ǎ薏桓艘云舻虾推羰尽？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仔细研讨书中的内容，我们体察到作者对图书出版业运营业务之精深造诣，体察到本书对编辑、出版、发行和版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介绍和评述之系统和详尽，从而有益于去思考、分析和研讨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力争使我们编辑出版的图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可能会起到思维驱动器的作用。

本书比较了东西方不同社会模式， 进而提出了健全社会的构想.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民间宗教与结社的产生、发展及蜕变过程。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是北京图书馆藏的现存于北京地区的石刻的拓片款目，共6，340条。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镌制整套的儒释道石经到简单的题名题字，从记录群体情况的庙碑会馆碑行会碑到反映个人状况的墓碑、墓志，从反映各历史时期的办学情况和教育体制的教育碑到各种类型的画像、造像，从反映世俗生活、修路、凿渠等方面的各种杂刻到涉及文学艺术的歌、赋、诗、词、楹联等艺文类石刻，所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目录》旨在向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古文字学、书法篆刻等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集中地揭示这批石刻拓片的内容。片断：德净灵塔幢京4428正书汉、梵文大定二十三年（1183）六面刻一面佛像下刻梵文余刻记首题：“大金中都报先寺尼德净灵塔记。”一张57×68房山区上方山接待庵。石残。妙敬塔幢京3711许珪撰觉恕正书汉、梵文圆周刻大定二十七年（1187）五月十八日八面刻先经后记首题：“中都显庆院故萧花严灵塔记。”一张86×126丰台区右安门外郑王府西北达圆寺政言塔铭京6949〔完彦〕祖敬撰正书王玉刻大定二十八年（1188）六月一日六面刻首题：“中都潭柘山龙泉禅寺言禅师塔铭。”额题：“故言公长老塔。”一张100×80门头沟区潭柘寺刘仙姑（洪静）塔幢京3830正书汉、梵文明昌五年（1194）四月八面刻首面造像二至七面梵文经及汉文记第八面铭及题名首题：“大金易州涞水县石龟里刘仙姑寿塔记。”一张68×130河北涞水县现藏首都博物馆善广塔幢京4037正书泰和二年（1202）十月二十二日八面刻额题：“广公禅师塔记。”一张68×28房山区云居寺相了塔铭京6909德顺撰柔弱叟正书吕景安篆额杨文昌刻泰和四年（1204）四月二十日六面刻首题：“第九代了公禅师塔铭。”额篆书题：“故了公长老塔。”一张134×244门头沟区潭柘寺史君庆基幢京4393正书汉、梵文大安四年（1212）二月二十八日八面刻先经后记首题：“奉先县怀玉乡史君之墓。”一张69×14房山区张坊庆清塔铭志3903张撰正书至宁元年（1213）七月十五日首题：“中都竹林禅寺第十六代清公和尚塔铭。”一张60×92元觉智塔记志3905正书太宗十二年（1240）三月四日首题：“兴圣寺开山智公大禅师行状记。”一张52×45昌平县秦城龙泉寺志宜塔铭京6935陈时可撰（僧）悟归行书德玉篆额定宗二年（1247）清明日六面刻首题：“浑源州永安禅寺第一代归云大禅师塔铭。”额篆书题：“归云大禅师塔。”二张95×78门头沟区潭柘寺海云禅师碑京1755王万庆撰并正书及篆额宪宗五年（1255）九月十五日首题：“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禅师碑。”额篆书题：“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阴续刻碑文二张191×101十42×42西城区西长安街双塔寺首都博物馆藏定志塔铭京们40定圆撰并正书至元五年（1268）二月十六日首题：“大朝中都大崇国寺宣授诸路释教都总统兼立三学士经戒清慧寂照志公大师塔铭。”一张79×59石景山区八宝山下尔麻顿的尼墓碣京4593阿拉伯文至元十七年（1280）卒一张67×43宣武区牛街清真寺艾哈默德墓碣京4590阿拉伯文至元二十年（1283）卒一张65×38宣武区牛街清真寺同新塔铭京6785从伦撰居实正书至元二十八年（1291）四月二十八日八面刻首题：“大都鞍山慧聚禅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尾题名额篆书题：“故月泉新公禅师灵塔。”一张57×124门头沟区戒台寺贾德全墓碑京4327杨升撰汪希中正书并篆额贾壤正书宗谱杨甫进刻大德八年（1304）二月二十一日首题：“有元故医隐贾君阡表。”额篆书横题：“医隐贾君阡表。”阴首题：“大宛大都路涿州房山县西南怀王乡抱玉里医隐贾君宗派之图。”额题：“宗派之图。”二张172×79（通）房山区西白岱稍泐。定演寿塔记京2542西云撰崇万正书大德八年（1304）四月首题：“特赐佛性圆融崇教大师寿塔记。”尾捐资题名一张125×76海淀区大觉寺旁普照寺崇国寺禅师残幢京9924正书至大四年（1311）三月一张96×43西城区新街口豁口外城墙出土舍利塔记京347崇万撰并正书延祐二年（1315）三月首题：“通奉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政速安男中奉大夫曲迷失不花建塔记。”额横题：“舍利宝塔。”一张83×56西城区护国寺义信塔记京9945克复正书高兴、高玉刻至治三年（1323）首题：“大安山瑞云禅寺第十二代信公禅师塔记。”一张84×55房山区史家营曹家坊村康氏先茔碑京8484贾壤撰并篆额焦叔庸正书蔡琮刻泰定元年（1324）二月二十八日首题：“康氏先茔碑碣。”额横题篆书同首题一张150×84（通）房山区南尚乐本书前言前言《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主要收录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有关北京的石刻资料。它既包括了在北京地区制作的石刻（勿论什么人）和保存在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在外地制作的（勿论什么人）现保存在北京的石刻。只要是为北京图书馆所入藏并经过编目整理者均将入录。未整理者留待以后作续编处理。如是，《目录》所收北京石刻数量，约在二万一千石以上。其中“房山石经”只收记载刻经情况和经文目录部分，仅刻经文者不予单独收录。《目录》所收石刻，以朝代区分，先秦2种，汉18种，晋2种，北魏3种，北齐5种，隋3种，唐67种，宋2种，辽70种，金39种，元89种，明1150种，清3542种，民国702种，中华人民共和国549种，无年月97种，共计6340种。关于北京石刻的内容，据《目录》统计，其类别有：墓碑（2182种），墓志（270种），庙宇（2097种），会馆行会（172种），教育（64种），题名碑（282种），释道经（107种），造像和画像（143种），艺文（387种），题名和题字（160种），杂刻（476种）等。从《目录》的分类和每类所收石刻拓片的数量看，本《目录》所收北京石刻拓片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内容的多样性。从镌制整套的《十三经》到简单的题名，从记录群体情况的庙碑、会馆行会碑到反映个人状况的墓碑、墓志，从记录办、学情况的教育碑到记叙宗教材料的佛、道教刻石，从反映经济的修路、凿渠等方面的碑刻到涉及文化艺术的歌、赋、诗、词、楹联等刻石……。总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京石刻中都有反映。二、墓碑、庙碑数量巨大，均在二千石以上，各占《目录》的三分之一，而且都集中在明清时期，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宗教事业的兴盛和都城各类人才汇集的情况。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就开始系统地收集北京地区的石刻拓片，三十多年来，经过多方努力，所收集到的石刻拓片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为使这批资料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学术界服务，六十年代前期，在曾毅公先生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了对资料的整理和《目录》的编辑工作。一九六四年完成了初稿（共三卷十册）。其中卷上（一册）颜曰《革命文献》，卷中（六册）颜曰《历史资料》，卷下（三册）颜曰《石经山石经》。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定稿工作被迫停顿下来。七十年代后期，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组恢复了金石资料的采访编目工作和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法源寺贞石录》、《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等，并且开始重新编辑《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六十年代编辑的《目录》初稿，既按性质分卷，又按地域分卷，体例不统一。这次重新编辑的《目录》，按类分编，以求得体例上的统一。本次编辑工作，重新核对了原文，审核了款目，以确保《目录》的质量；同时，补充了新的资料，丰富了《目录》内容；还编制题名索引，以便于读者使用。经过两年的努力，现已完稿，奉献给读者。参加编辑《目录》工作的人员，有曾毅公、徐自强、王巽又、冀亚平、王敏、杜伟生、王丽燕、张松珍、赵海明、张聪贵、贾双喜、于秀卿、张广泉等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还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于杰、吴梦麟、刘之光同志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徐自强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