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和《文言虚词》稍有不同，讨论的范围比较广泛，有时也较深入。因为例句有译文，初学者也还可以看得懂，想深入一层研究的也用得着。本书选择了百多个虚词，虚词中的多音词附于主要虚词之下。虚词的用法，不仅限于常见的；比较难解的，或者容易误会的，也顺便讲清楚。一个虚词有几种意义和用法，尽可能作明确的交代。作者称：这本书有些提法和用语和我过去的书有所不同，我将另写一本书来论述它。因为本书只讲虚词，不是全面讲语法，更不讲语法理论，不便涉及。

《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主要供调查方言音系之用，一共选择了比较常用的字三千七百多个，依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排列。用来调查方言，可以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演变上的要点。书前有用法、说明及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书后附音标及其他语音符号表。初步研究汉语音韵的人也可以通过《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的音韵系统得到对于广韵和等韵的基本知识。第二版据1955年7月第一版增订重排，增加了一些字，也酌量删去若干不常用的字。新一版据科学出版社第二版第四次印刷纸型重印，改正“摹、综腙”三字的位置，重排书后所附的音标及其他符号。

《韵镜校证》在作《韵镜》与《广韵》、《集韵》比较时，凡《广韵》、《集韵》的小韵当在《韵镜》某图中占一位置而《韵镜》不列者始予指出，如果《广韵》、《集韵》虽有某小韵而不合在图中占有地位，或此地位已为他校勘时指明下述各项：甲、属於字的音韵地位的问题；指出误列之字、重出之字。《韵镜校证》引用书目繁多，为节省篇幅计，多用简称。

我们今天读先秦两汉的古籍或出土文字资料，都需要正确训解字义。这往往需要两种辨法：一是查找《说文》、《尔雅》之类的小学书籍，一是查找古籍中的汉唐旧注。但是，一个字的字义训解往往散见各书，查找极不方便。清代的乾嘉学者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除了以极大的精力用心笺释《说文》《尔雅》等小学书籍外，还注意将散见诸书的汉唐旧注汇辑成书，以使查找应用。未能成书。干隆六十年，阮元任浙江学政。因他素好训诂之学，到任后使组成人力，《分籍纂训，依韵蹄字》，搜集小学专书及汉唐旧注中的旧训分纂成册。后又聘精心训诂之学的减庸总其成，坽嘉麇三年纂成《经籍纂诂》一百。六卷。本书搜集宏富，前人说它《展一韵而衇字华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汉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皆非溢美之词。

《汉字练习本》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二册的辅助材料，是为了帮助外国读者解决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困难而编写的。我们根据对外国学生教学汉字的经验，编写了一些关于汉字结构规律的基本知识，并采用外国人学习汉字行之有效的练习方式，以培养和提高外国读者认、写汉字的能力。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1913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五一期间推出《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待出）。前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书报话旧》以通俗平实的文字琐谈清末民国出版界、报界旧闻逸事，勾勒出了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史料，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素来为关注近现代文化史的学人称道，也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兴趣，可称雅俗共赏。 [看更多]

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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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文通》出版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可还是值得一读。它是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书，研究中国语法学史的人当然非读不可。可是我说值得一读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把它当作考古学标本向读者推荐的。我推荐它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首先，《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比它后出来的讲古汉语语法的书好像还没有一本里边的例句有它的多。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作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是现在也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而后出的书，包括我自己的，却把它们藏起来了。也许，为了教学的方便，不能不这样做，但是对于这门科学的进步，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其次，《文通》的作者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他要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例如，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都是《文通》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的。又如吾、我、予、余用法的异同，尔、汝、若、而用法的异同，作者都尽可能加以分辨。有时连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也不放过，例如他说：“吾、我、予之为偏次也，概无之字为间，而余字有之，故特表之。”尽管这些规律不见得概括得很周到，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又其次，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例如他说：“偏正两次之间，之字参否无常。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参之字。”又如：“樊哙传，《史记》云：‘东攻秦军于尸，南攻秦军于犨’，《汉书》云：‘东攻秦军尸乡，南攻秦军于犨。’曰‘尸’曰‘犨’，两地名皆单字，皆加于字以足之；至‘尸乡’，则双字矣，不加于字者，殆为此耶？”又如：“凡外动字之转词记其行之所赖用者，则介以以字。置先动字者常也，盖必有所赖用而后其行乃发，故先之。《孟子？尽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诸句，其转词皆介以字。又若《尽心上》：‘附之以韩魏之家’……诸句，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句意未絶耳。”又如：“《孟子？滕文公下》：‘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于义当云‘梓匠轮舆之志……’，用其字，所以缓其气也。”这样的话，全书很多。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马氏文通》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它用“字”表示汉字和语词两个意义，它把皆、众、具、悉、徧、都、咸都归入代词，等等。这些都容易看出来，也可以不算大毛病。对读者说来，主要缺点有两个。第一，《文通》分析句子成分，既有“起词、止词、表词、转词”这一套，又有“主次、宾次、偏次、同次”这一套，体系殊欠分明，论述自难清晰。第二，“句”和“读”轇轕不清，虽经何容（《中国文法论》作者）爬梳，其间仍多疑义，只要细读卷一和卷十所列整段文字所加句、读，就知道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闹清楚。至于书中取例不分时代，论述自然笼统，那当然是不够科学。可要是想到在《文通》问世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也还没有比它前进多少，那末，我们就更应该多要求自己而少责备《文通》的作者了。

全国解放后，读者迫切需要一部思想性、科学性统一的，内容充实的古汉语词典，用来解决阅读古籍蛙关于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疑难问题。为此，1958年开始始修订工作，根据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分工的原则，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辞源的这次修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法；根据本书的性质、任务，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本书分四册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