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以“台北图书馆”镇馆精品《厚黑学》完整手稿为底本整理出版。从字里行间真正感悟李宗吾原版《厚黑学》的精髓，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此次出版还收录了林语堂、柏杨、南怀瑾为本书所写的序言。“读过中外古今的书籍，而没有读过李宗吾《厚黑学》者，实人生憾事也！”——林语堂“这本书之好，在于告诉国人，一个盖世奇才，对日非的世局，其内心的悲愤痛苦是如何沉重。”——柏杨“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南怀瑾“我们李家的四大怪杰——李耳（老子）、李卓吾、李宗吾、李敖。”——李敖我于民国元年，曾写一文曰《厚黑学》，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十六年汇刻一册，名曰《宗吾臆谈》，中有一文，曰《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扩大之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近年复有些新感想，乃将历年所作文字，拆散之，连同新感想，用随笔体裁，融合写之，名曰《厚黑丛话》。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每日写一二段，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约有二万字为一卷，每两卷印一单行本，现已写满六卷。我本是闲着无事，随意写来消遣，究竟写若干长，写至何时止，我也无一定计划，如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如不高兴，随时都可终止。惟文辞过于散漫，阅者未免生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是听我讲厚黑学，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厚黑学》单行本，略有点窜，重行付印，用供众览。许多人劝我把《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重印，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叫我一一修改，又觉麻烦，因于丛话中，信笔写去，读者只读丛话，即无须再读二书，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业已融化丛话中了。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李君澄波，周君雁翔，曾作有序。十七年刊《社会问题之商榷》，吴君毓江，郝君德，姚君勤如，杨君仔耘，均作有序。一并刊列卷首，聊作《厚黑丛话提要》，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苟无暇晷，即无须再读丛话。《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业已各检二本，寄存四川图书馆，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撮取来一并邮寄南京、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借表现在所写《厚黑丛话》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

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它不但涵盖性别、种族、阶层、年龄等议题，更是许多生活化知识的积累，是结合人类、环境、政策、时代等生活中所有一切的学问。社会学家试图解释，是什么因素使得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女性在公共场所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关系到您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正如谢佛教授所建议的，要将你看到的材料与你的生活和经历联系起来。本书简洁分明地定义与分析社会学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注重功能理论、冲突理论和互动理论的平衡阐释，强调社会学家检验与质疑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独特方法，教导读者如何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来探讨自己生活情境中的社会议题。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使用跨文化的实例说明性别、年龄、种族、族群和阶级等社会区隔及其影响，并提供最近几年来社会学重要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保全面子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用它来描述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并不单指人的脸，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所包含的意义，超出了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范围。哪怕是部分理解“面子”的含义，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像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一样，中国人对戏剧充满了热情。只要稍加煽动，他们就会摆出演戏的姿势，或鞠躬行礼，或下跪叩拜，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这在西方人看来，有些滑稽和可笑。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很戏剧化的。比如说某个人被人误解，在他要澄清事实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场，他也会大声地说：“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们都在场。”给人一种面对众人的感觉。如果事情解决了，他会很骄傲地下了舞台；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他会觉得自己没脸面下台。其实仔细想来，就会发现这些与事实毫无关系，只是形式的问题。在一场戏中，要想获得喝彩声，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说出一句漂亮话。我们不需要去探询幕后是什么样子的，看尽世上所有好戏岂不更好。“面子”，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依照戏剧化的样式行动获得的。也就是说，在他们投入剧情时，或不理、或小看、或喝倒彩，都是让他们很“丢面子”的事。“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在正确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附带说一下，就怎样做到有“面子”，这其中的方法和学问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力之外。西方人常常误入事实领域，而忘记了中国人生活中戏剧化的因素。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戒律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它没有规则，视具体情况而反复无常，或取消或变动。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中国人和西方人存在着差异，对同样的事情决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在调节村庄间无休无止的争吵时，“面子”的平衡问题是“和事佬”。首先、必需认真考虑的，就像过去欧洲的政治家考虑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东方人来说，要想公正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即使从道理上来讲，他们抱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只能是按比例对“面子”进行分配。在诉讼的裁决中，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其结果多以不分胜负而不了了之。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只接受一部分，全部接受或统统拒绝的情况是很少见或者说从来没有的。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犯错受到了指责，也算是“丢面子”，为了挽回，不管证据有多么的充分，也要一概否认。比如，网球不见了，有证据显示是被一位苦力捡到了，可当找到他时，他很生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地上（事实上，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理直气壮地说：“看，这是你‘丢’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她会说是她找到的而得意洋洋。在这种情况下，都保住了“面子”。一个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赔偿的，或者从工钱中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用来赔偿那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受到损伤。一个人明知道有笔债款没有办法收回来，但还是找到欠债人，严厉地威胁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虽然他没有要到钱，但是他保住了“面子”，这样才能保证将来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他分内的职责，当他确定主人决定辞退他时，他会故意再次犯错，并主动提出辞职，保住他的“面子”。对我们来说，宁可死了也要保住面子，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在被杀头时，准许穿着官服是一种特殊的恩惠，并以此来保住他的“面子”！P8-9

选人用人之道，博大精深，是所有想在领导职位上呆得长久的人、所有立志于凝聚人心、干一番事业的人必须练就的本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作为领导者，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必须精于揣摩人性、把握人心，正确识人、择人、用人，为自己成就大事打下坚实的人力基础。

《历史碎影》是一部20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赵柏田先生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于道听途说，而那些道听途说差不多都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正如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它是一部“小历史”，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其指向却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

无名英雄浮出水面，与精秘相纠缠的悬疑情节，天才的成长，诡异的想象，莫测的命运，荒诞的现实。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们没有声音，只有行动，他们没有眼泪，只有悲伤，他们没有日常，只有非常，他们偷听天外之音，他们破读无字之书，他们行走在刀尖上。

这是成功人士成功背后的故事。这是一些关于天赋，才能带来成功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乐观、充满活力、满怀抱负去抓住机遇“创造好运气”的故事。无论你是成功的还准备成功的人，无论你是失败的还是不想再努力的人，本书定会让你得到启发。

本书从无数久经商场的企业家那里汲取颇具指导意义的经验智慧和切实可行的要点提示，读者可以从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里吸取教训，并且可以了解那些他们希望在自己当初创业之前就应该知道的东西，这样就能在一开始就走上正轨。这是一本极其重要的教你如何去做的指导书，书中介绍了你绝对需要知道的东西，如：一流企业家的十条最重要的秘诀；成为企业家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如何做到花小钱创建大品牌；为什么需要理财高手来监管现金流转；导致失败的常见原因及防范措施。本书首次向人们表明，创办企业可以是多么简单，多么充满乐趣！

应用语言学事实的存在源远流长，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实验性学科其历史则较短。1870年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经过近百年的酝酿、探索，到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的发展，对语言在各方面的应用提出了诸多课题，于是一门多学科结合的应用语言学才作为独立学科建立起来，6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其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的成立。弗赖斯（C．Fries）、拉多（R．Lado）、弗格森（C．Ferguson）、里弗斯（W．Rivers）等对应用语言学的建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在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及语言教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比较先进。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是随着语言学与计算机的紧密结合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沃古瓦（B．Vauquois）、伍兹（W．Woods）、维诺格拉德（T．Winograd）、海斯（D．G．Hays）、巴希勒（Bar―Hillel）、马丁·凯依（MartrnKay）等贡献很大。社会语言学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发展起来，拉波夫（W．Labov）、甘柏兹（J．J．Gumperz）、海姆斯（D．H．Hymes）、罗曼（S．Romaine）、特鲁吉尔（P．Trudgill）等人很有贡献，他们以其研究成果及方法论为支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语言规划方面，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也比较领先，威因里希（Vreilweinrich）、费什曼（S．Fishman）、克洛斯（Kloss）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总体上看，国外应用语言学发展很快，但在理论上还比较薄弱，这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学科形成到现在的时间还不太长，学科基础不够深厚，理论研究自然比较薄弱；另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涵盖的内容繁多，不容易进行总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加强应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方法论的综合梳理与总结，加强应用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将是应用语言学今后在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中国应用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其标志是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成立和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1995年召开“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会上的学术成果丰富多彩，充分显示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我国应用语言学能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独立学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受国外的影响。这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强调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更加重视应用，强调科学研究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而国外的应用语言学已经比较成熟，并成为热门学科，我们引进了这门新兴、实用的学科及国外的先进成果。我国应用语言学自建立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了语言应用、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等专业刊物，筹备成立学术团体，建立了一批硕士点和博士点，并逐步建立了学科基地，在高等院校开设了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专业队伍，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进入新世纪，我国应用语言学在研究、解决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正确引导我国语言生活，满足社会、文教、科技的需求等方面，应当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为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应用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分广义、狭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中国一般取广义的，也有取狭义的。我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具体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语言教学，主要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二是语言规划，主要研究语言地位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和语言的社会应用；四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代科技的关系，例如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相关学科发生关系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它和本体语言学具有交融性。如，语法学谈语法结构属于本体研究，而谈语法运用就跨界了，谈语法规范基本上属于应用语言学了。应用语言学既注重语言应用规律和基础理论的研究，更着眼于语言的实际应用研究；既注重思辨性的探讨，更立足于自然观察、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正是由于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比较薄弱，所以过去国内外有些人认为，应用语言学没有什么理论，它只是对语言学理论的运用。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没有理论怎么能成为一门学科？事实上应用语言学有自己的理论，如交际理论、动态理论、中介理论和人文性理论，尽管这些理论还不够成熟，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交际理论是居总纲位置的理论，是本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结合的纽带。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存在于交际活动之中。因此，语言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性是语言的本质。其实人们早就看到了语言的动态性，问题是如何看待语言的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和地位。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静态看作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认为动态是对静态使用的表现。语言的动态理论则认为，物体运动速度不同，速度相对比较慢的叫稳态，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叫动态，动态是语言的主导方面。而所谓的静态只是为了研究、说明、解释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状态。中介理论一开始是从语言教学中来的，现在不仅语言教学讲中介，社会语言学也重视中介。还有人文性理论。这三者都是语言交际理论下位层次的理论，此外还有层次理论、潜显理论等。与理论相关联的是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方法有综合的，也有本学科常用的，总体上是兼容的；其实有些方法很难截然分开是属于本体语言学或其他学科还是应用语言学的，只是在研究中有时会有所侧重。另外，方法和方法论也有层次，在一个层次里是方法，在另一个层次里它可能又是方法论。应用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决定它的方法主要是兼容综合的。有传统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如比较法，它从本体语言学中来，在应用语言学中也非常重要。应用语言学也有自己比较常用的方法，比如实验法和计量法，这些方法在传统语言学和有些学科中也使用。现在就我国来看，实验法在应用语言学中用得不够好。计量法在我国应用语言学中有的用得比较好，但总体上用得还比较少，而国外这方面用得很好。还有调查法，在传统语言学和有些学科中也用，但应用语言学中用得更多一些。可以说，实验法、调查法和计量法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论，特别强调使用的方法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应用语言学建立的背景是：那时语言教学需要加强，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语言文字工作决策要进一步科学化；语言研究要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新兴的交叉学科要进一步发展。语用所就是随着这几个条件成立和发展的，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实际上也是随着这几个条件产生和发展，并为这些条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十多年来与上面几个方面的需要和发展同命运，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命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跟国外相比较，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比较注意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实际问题和总规律，而且认为应用语言学不只是理论的应用，本身也有理论。在理论方面，有从国外借鉴而有所发展的，有主要是我国提出的。在分支学科方面，尤其是语言规划、语言与社会文化、语言信息处理等，我们也有许多特点。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一建立，基本上就是取广义的，在研究中跟语言实际紧密结合，力求解决我国语言应用、语言教学和语言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国的语言应用研究还跟本体语言研究密切结合。一个时期我国的本体语言学很受重视，现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有一批是从本体语言研究中来的，他们兼做本体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这对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十分有利。有比较好的本体语言研究做基础，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好传统，也是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长处。近些年来，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这是令人鼓舞的。一门学科的发展，要具备两个相互推动的基本条件：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外部条件；二是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内部条件。从外部条件看，我国社会条件的改善，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化等等，对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提出了许多要求，同时也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内部条件看，重视、关心、参加语言应用研究，是我国自古以来语言研究的传统。同时，我们还有了一支良好的研究队伍。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正遇到好时机，在今后时期内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理论和方法方面也会有所加强和完善。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建设、方法研究、队伍建设及学科的整体规划方面，还存在不足，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建设的不足，跟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工作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很大关系。语言应用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启动起来需要一定时间，而要停下来，由于惯性作用也需要时间，所以语言工作有时要适度超前，做好促进工作。对队伍建设的重视不够，也跟过去对语言应用的认识不足有关。在方法、方法论建设方面，现在做得不够好、研究不够深入，计量、实验等方法用得较少，还有为方法而方法的情况，采用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对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不够完整、不够清晰、不够具体，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存在上述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上，我国的语言学理论建设有较大局限，科学方法没能很好发展起来。现实中，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比较薄弱。今后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倍努力。应用语言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因此队伍建设要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加强两栖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为现代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应该懂语言学又懂现代科技及其他相关学科。学科建设，还要有学科带头人、学术领袖和高层次的学术群体。纵观我国学科发展情况，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袖起了很大作用。学术群体不一定是地域性的，可以跨地域跨学科，既有共同点，又有个性，群体与群体之间是合作的、交融的。我们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空气，要提倡学术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差距较大。应用语言学搞得好不好，要看我们对问题的解决程度，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是学科发展的立足点。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建设。在1998年第二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许嘉璐先生对应用语言学科今后的发展谈了三点意见：一是要加强理论建设，二是要使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三是研究人员要实行知识更新。会后，我们讨论了应用语言学进入大学课堂问题，想组织人员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不久，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共同策划此事。1999年10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应用语言学教材建设。陈章太在会上作了“关于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陈章太说：“应用语言学在国际、国内建立以后，其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主要方法，以及新的研究成果，应当编入有关的教材当中；而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用语言学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对它提出的问题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也要通过教材把它总结、肯定下来，以便传授给众多的专业受业者，并促进本学科的不断发展。然而我国至今还没有成体系的应用语言学教材，更谈不上教材的多样与选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小的损失和遗憾！摆在我们应用语言学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尽快编写、出版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较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教材。”（《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1期）这次研讨会之前，已经策划快一年了。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了总主编、分册主编、策划人员等参加的工作会议。陈章太就编写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缘起、特色、编写人员、具体要求和第一批书目等问题做了具体说明。计划第一批编写10本，都叫概论。总主编是我们两人。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俞士汶主编《计算语言学概论》，庄文中主编《中小学语言教学概论》，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陈章太主编《语言规划概论》，戴庆厦主编《社会语言学概论》，张颂主编《传播语言概论》，李如龙主编《文化语言学概论》，曹先擢主编《中国辞书学概论》，袁晖主编《汉语语体概论》。会议决定成立这套教材编委会，由总主编、分主编和有关人员组成。各分册编者请有实力的本学科学术带头人担任，组织编写人员时应注意老中青结合、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结合。每一分册的编写组拟出大纲，其框架和内容经过编委会详细讨论，最后由总主编和分主编审订。会议商定2002年陆续完成初稿，由分主编统稿，总主编审稿，最后由分主编定稿，2003年分期出版。期间又召开了几次编委会，主要讨论全书的内容、写法、体例，及有关的编务，交流各书大纲和编写过程中的问题。编写、出版工作大体按计划进行。这套教材的体例总的来说是统一的，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回顾与展望”。一般每节后面配有思考和练习题，章后附有参考文献，书末附有术语表。各书有自己的内容，但有的内容是共有的，共有的内容在观点和写法上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吧，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可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这套教材的编写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两年后，我们将根据读者意见和学科发展及教学实际的需要，再进行认真修订。最后我们要衷心感谢参加这套教材编写的全体同仁，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编写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我们还应该真诚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有关同志，正是由于他们的最大支持和认真督促，这套教材才能够如期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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