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经乃修道者之门经，祝国迎祥之大猷。由是而入，可以炼不坏之身，可以达圣通神，可以上极四恩而大济三有，是故教门高真莫不重课诵而谆谆教诫。长春邱祖云：“两堂功课宜持，五品皇经莫怠”。《道藏中》《天皇至道太清玉册·里昏朝修》云：“道众凡栖琳宇，当以焚修祀事为先。宫观之住持每日集众升殿焚香诵经，朝真礼圣，当体祀天奉教之心，以罄修真学道之志。”《志课经序》云：“经之为经，是前圣之心宗；咒之为咒，乃古仙之妙法。诵之诚者则经明；行之笃者则法验。经明则道契于内，法经则术彰于外。经明法验而全，内功外行而俱有。”诵持不懈，既可保养元和，且可合助道力。是故修真之士当以“功课”以课功。

“基督教哲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很多西方人也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如此；有些神学家虽然知道基督教哲学，但视之为陌路；还有不少哲学家对它有微词。在我们这本谈论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思想的论著之前，首先要交代三个问题：第一，“基督教哲学”的意义何在？第二，“基督教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何意义？第三，我们将如何在中国实现“基督教哲学”的意义？第一节“基督教哲学”概念的意义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理论的角度。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史上关于“基督教哲学”概念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再对这一概念的意义作一理论分析和概括。“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正如人们很少质疑“佛教哲学”、“伊斯兰哲学”或“宗教哲学”等概念的合理性一样。但是，精于概念梳理的西方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基督教哲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考查。从历史上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比较大的计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早期教父中间，第二次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新经院哲学家中间，第三次发生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间。我们可以看一看，从这三次争论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基督教诞生伊始，耶稣和他的使徒都强烈地反对犹太教的法师和文人以及希腊哲学家的理性骄傲和文化歧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辩论，他引用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前1：18），他并警告信徒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歌2：8）。大多数教父把保罗所反对的哲学理解为希腊人的哲学，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倡“野蛮人的哲学”或基督教的哲学。但是，也有人从字面上理解经文，把希腊哲学等同于哲学一般，因而笼统地反对一切哲学。德尔图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一句名言：“耶路撒冷与雅典能有什么关系呢？”前者代表基督教信仰和经文，后者代表希腊理性和哲学。基督教是否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两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关系到基督教是否能够拥有自身哲学的问题。直到奥古斯丁那里，这些问题才有了当时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答案，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才被确定。奥古斯丁认为，信仰与理性思维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信仰属于“思想”范畴，但并非所有思想都是信仰，信仰只是“用赞同的态度去思想”；反之，用怀疑、批判和反对的态度去思想，都不是信仰，而且是与信仰相矛盾的。除了相同和相反这两种关系之外，理性与信仰还有第三种关系，那就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奥古斯丁把信仰所导致的理性知识叫做理解。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信仰的不足，并不是说没有被理解的信仰只是刚刚起步的不成熟的信仰；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强调信仰对于理解的先在性。信仰之“寻求”有三个意思：第一，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第二，信仰是指导如何理解的方向，第三，信仰是达到正确理解的途径。奥古斯丁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信仰寻找，理解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除非你们相信，你们将不会理解’。”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解关系问题的论述为基督教哲学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虽然在信仰与理解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但“信仰寻求理解”是他们的主调，从安瑟尔谟到阿奎那，莫不如此。

基督宗教研究在当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受到广泛关注。本书搜集了1999年“中国当代基督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的有关论文，其研讨范围包括神学思想、比较对话和历史研究这三个方面。神学研究的内容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自然在神学中的地位、黑格尔对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化阐释、论上帝的超越、麦奎利的人生观研究、巴特对自然神学的否定、论创造与救赎、梵二会议天主教会的自我认识、天主教“希望神学”、解放神学、俄罗斯正教新教父综合神学等。比较对话的内容有基督教视域中的“一体化”与“全球化”、关于排他论和多元论对谈、论普世性对话神学、基督教与犹太教对话等。历史研究则涉及西方与中国教会历史，前者包括魁北克的教会与社会、历史的耶稣之探、《约伯记》研究等，后者包括中国教会发展、其研究现状、景经《一神论》研究、自立运动和本地化发展之探、明清基督宗教研究、利玛窦和罗明坚研究、朱维之评介、教会大学史及其比较研究、福建基督教史和台湾天主教研究等。这些研究为人们了解基督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多元景观。

本书出版于1932年，是柏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推出的有关道德和宗教问题的专著。这是柏氏哲学思想在人文-社会领域的一次集中运用。这一运用使作为体系的“柏格森哲学”得以完成。要了解柏氏关于社会问题的见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著作。在本书中，作者所探求的是道德与宗教存在的依据和性质。根据柏氏的考察，道德有两个来源：一是作为“义务”的道德；一是作为“抱负”的道德，并认为道德的这两种形式都是应生命进化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宗教在本质上也是生物学的。依柏氏之见，宗教是自然为对付“理智”所可能带来的危险而采取的一种防范手段。

本书收入黄胜常回答学佛问道者疑难的书信31封，主要破除平常人认识佛教的一些误解，主张以真诚、平常心对待生命中的困难和痛苦，积极面对生活和人生。

本书作者黄胜常是一个热爱真理、关心众生的人。他曾做过虔诚的天主教徒、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本书共收集了42封佛教书信，大都是讲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心相和修行中一些实际问题，循循善诱，发人深省。第一封信是写给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老前辈的致谢函外，其余的41封信，都是作者为同学所提出问题的开示。

本书从历史、神学、哲学和科学的角度审视科学与宗教的交互作用，向读者介绍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迷人关系。

本书主要包括：约翰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彼得的故事；保罗的故事；其他的故事；圣经启示录等。

《论基督之大与小》就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从西方人的立场来看东方及东、西文化交流的一种尝试。这部著作是奥地利青年学者雷立柏博士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基督教之不同态度和选择的读书笔记，随感和评议。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知道分子论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著作和论文进行了梳理、分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评论。其涉及面包括对基督教有好感的知识分子、基督新教知识分子、天主教知识分子、以及相关著作，故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涵盖面。

《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搜集了荣格研究儒、释、道、印度诸教思想的文章，是研究当代思潮者不能不注意的一部经典。在荣格看来，东洋思想也罢，类似巫术或迷信的现象也罢，这些都是无意识范围内重要的成分。但对深受东洋思想影响的人而言，无意识是洁净空阔的世界，是有某种先验的精神规范的作用体，它不能与人类身心具有的一些奇特功能混淆，更不能和一些非道德的文化现象相提并论。对荣格来说：东洋思想固然有冥契主义的面相，但它的意义与诡异论（occultism）是相容的，而且连成一体，无法分开。荣格之相信东洋思想，就像葛洪等道教徒之相信老子一样，相通处固然有，但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