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判定，佛教传入中国，历经初传、兴起、鼎盛、渗透和复兴五个阶段，集两千年之英华，融中印文化于一体，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20世纪，中华民族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公羊学家乃至乾嘉遗老，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适成思想界一股潮流，佛学也开始与科学理性联姻，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问鼎于世。居士佛学勃兴，并以金陵刻经处为重镇，欲领袖群伦。佛门弟子亦步亦趋，以人世救世激扬蹈砺，高扬人生佛学之旗，力图重现六朝隋唐佛学之辉煌，完成了由超越转向参与的第二次佛学革命。全书围绕超越和参与的出世人世观，从佛教的人世转向、佛教哲学研究、禅学及禅宗史研究，尤其突出了绝而复兴的唯识学研究，多层面，多视角解析了20世纪的中国佛学问题。这次修订，全部改写的第五章集中回顾了20 世纪佛学的科学分析和佛学与科学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彰显了20世纪佛学的科学精神。又增加了佛学的继往开来一章，问题的铺排较原版更为全面。内容洗练，语言流畅，深入浅出，是近现代佛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诚如学术界评价：“规模宏阔，立意新颖，论证绵密，气度卓然。”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它之所以能深深扎根于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地区，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根源，除了佛教本身所主张的“众生平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等这些基本教义受到信众的欢迎外，至少还有这样几条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一，佛教的本土化。佛教于世纪中叶传入我国藏族地区，首先在以吐蕃王室和部分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传播，特别是在吐蕃三大法王的支持下，一度成为吐蕃主流文化，佛教僧人有过很高的地位，然而终因缺乏牢固的信众基础，在尖锐复杂的佛本斗争中，时胜时败，乃至反佛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开展大规模的禁佛运动，吐蕃本土佛教一度濒临灭绝的境地。只是到了后弘期，作为舶来的佛教，在藏族地区注意与藏族传统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融合吸收部分本教文化，并扎根于民间，通过这种佛教的本土化过程才真正形成了藏传佛教。其二，佛教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佛教自创立以来，通过历代怫教大师的继承、弘扬和完善，有一个庞大、系统、丰富的理论体系，它对宇宙世界、事物本体、社会现象、人的生命、修持阶次方法……都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理性思维，其“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教理，依学三藏、全修三学，以断除烦恼等主张，无不表现出理论的完备性。早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顿渐之争”中，佛教就已充分显示出它的优势，而使藏区传统的本教不得不认输。此后，藏传佛教的大师们一如古印度的佛教先哲，阐释佛典，讲、辩、著述，使佛教理论更曰臻完善，佛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其三，教理、教法的传承性。藏传佛教形成后，保持了古印度佛教注重师承关系的传统和特点。以宁玛派为例，该派虽始终未能成为占一定统治地位的宗教，但从前弘期的旧密起，一直按远者经典传承、近世伏藏传承、深奥净相传承方式代代相传其教法：教理以及修持法门。期间，一些高僧曾集该派教法之大成，特别在经典传承中多有创新和发展，但其传承脉络一直清晰，在许多法门的修持中，念诵、赞颂、皈依历代上师是不可少的程序。其四，传播中的多民族性。佛教始由汉地和尼泊尔两个渠道传入藏族地区，后因跨出民族和地域界限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藏传佛教高僧传法于历代王朝宫廷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事例不绝于各种佛教史籍，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其宗教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改变以往藏传佛教各派只和单一地方势力相结合的局限，冲破地域和民族界限，广泛地与各种世俗势力建立联系，争取整个社会对佛教的支持。明末，格鲁派最先从蒙古族中寻获其最高宗教领袖，继而在和硕特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取得了西藏的统治地位。目前，佛光西渐，欧美各国藏传佛教的弘兴，亦是其多民族性的体现。

这文化底蕴中，就包括中国佛教的“从心开始”，道家的“以道相通”，儒学的“以礼相待”。“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是去年在浙江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佛教认为只有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才有外在的和谐与安宁。内有不和不平的心因，外有不平不和的事缘，相互影响，推波助澜。因而力求“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倡导“心灵环保”。这种“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的“内心”与“天下”的关联，来自佛教的“缘起论”，因缘乃“和”，人世皆有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互相依存，密切关联，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也来自佛教的“平等观”，平等致“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平等才能慈悲为怀，理解宽容，“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和谐世界，以道相通”——是即将在陕西和香港举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的主题。“道”被视为基本规律、必由之路、生命力与精气神。而“道”之要在“通”，通则包容，容则和谐，“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家之“和”，包括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慈爱和同、和以处众、和衷共济、和而常通、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处事哲学、人生理念和社会理想，即所谓“太和万物”。“道”与“德”紧密相联，“以道相通”，就要“以德相求”：要以德为本、以德为行，抑恶扬善、上善若水，孝敬父母、敬老恤孤，施药治病、怜贫悯疾，助人为乐、助学兴教，谦虚谨慎、慈俭济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劳动自养、自食其力，淡泊名利、和光同尘。“和谐世界，以礼相待”——则是儒家一整套学说的主题。“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人人以礼相待，家家以礼相待，社会以礼相待，国国以礼相待，人心则可欣然懿美，家庭则可怡然和睦，社会则可井然有序，世界则可安然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之“和”博大精深，不仅限于儒释道三家。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和”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基督教之于西方，犹如儒学之于中国，不了解前者，便对后者茫然。风靡世界的《达·芬奇密码》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历史文化背景。没有对基督教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便不可能真正理解《达·芬奇密码》。历史与宗教研究专家莎兰·纽曼以《达·芬奇密码》中涉及的诸多地点、人物和事件为线索， 追溯了基督教历史文化曲折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现在占主流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为读者解开了基督教演变至今的密码。莎兰·纽曼曾获美国最佳历史悬疑小说奖，以善于设制悬念著称于世。本书虽然充当的是历史的解码者，却依然丝丝人扣，娓娓道来，值得珍视。

这本书反映了我国约20年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不论在哲学上，科学上、教育上、新闻媒体上，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一直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酿成邪教这一毒瘤；同时也反映了一部分同志与这一丑陋现象艰难斗争的若干历程，昭示着科学精神必胜，科教兴国不可阻挡，记录着我们国家人民大踏步前进的轨迹。它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百喻经》是一部以寓言方式譬喻佛教义理的通俗读物。该书篇幅短小，设喻诙谐，说理明晰。全书主体为九十八篇譬喻，每则譬喻先讲故事后说理。故事通俗生动，引人入胜。说理重在明晰佛法义理，使人读后皆有所悟。前后各有引言和偈颂，故合称“百喻”。《百喻经》是鲁迅先生最为喜欢的一部佛经。他曾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唯《百喻经》最有条贯。”

《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内容简介：基督教的本质精神说到底就是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是那种空灵幽邃的唯灵主义。在中世纪，当入主西欧的蛮族们试 图用从北方森林中带来的野蛮习俗替代罗马世界的文明制度时，是基督教会这个唯一有教养的教师，以上帝的名义把被扭曲了的古典文化因子注入到蛮族的体内，从而使后者逐渐放弃原始的野性，慢慢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如果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知识理性在自然领域中杀死了上帝，而康德又为死去了的上帝在人类道德领域中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假设，那么，施莱尔马赫则使这个上帝在个人的情感领域中获得了新生，成为自由心情的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对象。

在中国文化中，《金刚经》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　《金刚经》在学术的分类上，归入般若部，昕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什么叫般若呢？致上说，大智慧就叫做般若。所谓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人圣的这个智慧。这不是普通的聪明，这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所谓根本的智慧，就是超越一般聪明与普通的智慧，而了解到形而上生命的本源、本性。这不是用思想得到的，而是身心两方面整个投入求证到的智慧。　本书是《金刚经》的最新注释本。

本书分四个专章探讨了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发展演变的关系，所沿袭的仍然是传统的“四唐”分段法。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考察随着有唐一代禅宗理论在历史上空前发达、不断创新发展之盛况，当时的诗坛究竟是如何受到其各种影响，从而在不同时段显示出怎样的态势、潮流与风貌的。这其中包包括对在同一政治历史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的氛围中，禅宗思想与诗歌理论及创作同步发展现象的考察，因为唐代佛禅理论与唐代诗歌风貌，都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是那个时代心理需要、精神追求的反映。

这部演讲录《在天国与尘世之间》与我的另一部演讲录《在上帝与牛顿之间》可以称为姐妹篇。在那本演讲录中，我主要对与基督教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讲解；而在这本演讲录中，我则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这两部演讲录，一部侧重于理论，一部侧重于历史，二者相映成趣，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收入这本小册子中的几个演讲，分别是我在东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南华工商学院等学校所做，这些演讲在内容上具有连贯性，刚好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这些讲座，我们可以了解西方文化是如何从痴迷于天国理想，转向了人间幸福。为了把这些讲座的录音资料转换成文字，东南大学的陈怡教授、陆挺先生，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的赵明教授和他的一些研究生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感谢。在上述各位老师和同学所记录的文字稿的基础之上，我做了一些修改、润色工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很花工夫的。由于我在演讲时从来都不用讲稿，全凭脑子里所记的东西临场发挥；再加上我是一个多血质、浪漫型的人，演讲的时候语速极快，一场演讲下来所录出的文字往往要比别人用正常语速所讲的内容多上一倍，所以在事后整理文字稿时就格外费劲。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几乎对每一篇演讲稿都从头至尾重新进行了梳理和改写，这项工作花去了我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当全部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时，我内心所感受到的欣喜之情丝毫也不逊色于撰写了一部学术专著。当然，在修改文稿的过程中，我极力保持一种演讲的风格，所以这本小册子读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虽然它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一些很轻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