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作者关于仓央嘉措的历史文化研究文稿与考察报告。特点在于：（1）研究跨越周期长：1988～2017年；（2）原创性：以田野调查为主线的文献史料（线索）考证；（3）新颖性：①提出1706年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畔“病故”地点更嘎瑙尔，是今天的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更尕海；②揭开《仓央嘉措秘传》中修缮马营寺的缘故，确认马营寺为仓央嘉措创立的衮卓活佛世系的根本寺；③初步寻找到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1907年秘密探访的拥承龙洽部落是西宁府阿土司府；（4）通俗性：一半的文章是作者于网络公众号、微博、“藏迷讲堂”的讲课资料，通俗易懂。本书并有中国藏研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研究员为书稿撰写的3000余字序言。全书具学术性和通俗性，能填补一定的空白。

伊斯兰教是真主赐予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人们可以通过信仰伊斯兰教而保留住自己天性中的纯洁，从而把自己的世界变成一座玫瑰花园。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对回归造物主的深切渴望，伊斯兰教信仰中的认主独一使这一渴望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它使我们的精神回归我们的主，而这正是人生**的快乐。本书对施舍和交纳天课进行了强调，深入地分析了伊斯兰教的经济哲学，充分地论证了在物质世界里施舍和交纳天课的内在价值。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需求上，伊斯兰教都一样给予了指导，因此在本书中，我对伊斯兰教的经济戒律进行了强调，以帮助我们战胜物欲。

本书通过时日禁忌考察道教信仰观念，理解道教信仰者和普通民众对时间的体验与对凶吉的观念；通过发掘道教时日禁忌的基本情况，系统展示时日禁忌在中华择日文化中的重大影响。具体而言，本书选取了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早期正一道、太平道、早期金丹派、上清派、灵宝派、全真派等，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发掘了各道派时日禁忌的异同、时日禁忌与道派的思想关系及其反映的各道派的特点、共同的基本教义等。

精选生活中常见的十个儿童成长安全重要因素，分别从10种经常发生的情景中创作，运用生动有趣的动物形象，吸引小朋友的兴趣，有了兴趣孩子才能更好地去主动阅读，从中学到安全防范知识和提高意识，让孩子能够安全健康的成长。

《蓝靛瑶度戒仪式的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关于云南地区瑶族支系蓝靛瑶度戒仪式和社会文化的民族志。度戒仪式是蓝靛瑶生命中的重要的仪式之一。《蓝靛瑶度戒仪式的人类学研究》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收集了度戒仪式的珍贵文本和一手资料，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融入蓝靛瑶人的社会生活，领略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力图从学理上阐释当地度戒仪式的仪式特征、社会认同、思想理念及其在现代社会受到的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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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谷甫先生为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在书画篆刻方面造诣突出，而且独具特色。徐先生早年从绘画起步，后入书法、篆刻，特别是在鸟虫篆方面，更是具有独特领会和实践。近年来，徐谷甫先生在通过书画篆刻表达基督教信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在这本《徐谷甫经文书画篆刻——基督教中国化作品选》中，收集了徐先生部分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基督教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实践，筑牢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根基。

本论文集收入的文章，均为近年来发表于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的《金陵神学志》的论文，按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研究、神学论述和伦理实践等专题分类。论文立足中国教会，浸润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关注时代精神，阐发基督教义中的博爱精神与基督徒的社会担当，多层面、多角度探讨基督教中国化路径。

《蒙古佛教音乐通论》是国内外全面系统而深入诠释蒙古佛教音乐的学术著作。蒙古佛教音乐是藏传佛教在蒙古文化区域长期交融整合的结果。13世纪初，藏传佛教萨迦派传入蒙古地区是多元性特征蒙古佛教及其音乐文化整合体形成的始端。16世纪末开始，凭借蒙古统治阶级的鼎力扶植得到空前发展。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必然导致交流与融合，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中，通过吸纳异源文化而逐步完成自身的变异过程。自从佛教第一次与蒙古文化接触，就开始了渐进的蒙古地方化行程，如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等重要经典被译成蒙古文，蒙古语诵经仪轨完善，蒙古博教祈愿文、敖包祭祀、腾格里祭祀等固有文化特质大量地被利用等。与此同时，借助地缘之便，逐步蒙古化的藏传佛教与汉族文化得到了交流并且吸收了对方的诸多特质。由于不同文化特质的逐步汇入，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失去了原有面貌，通过观察分析其横切面，可知每一文化层面中均包含有不同民族多种文化质点。作为一个文化体的蒙古佛教音乐，其结构由佛教音乐本体、佛教音乐组织、佛教音乐思想三层面组成。音乐本体是佛教音乐的基础技术层，亦是本文重点阐述的内容，分别诠释蒙古佛教音乐的蒙古佛教诵经音乐、蒙古佛教乐舞音乐、蒙古佛教乐舞剧音乐、蒙古佛教法器与乐器音乐等四大种类。拓宽研究范畴，本通论还探讨了蒙古佛教音乐在民间的传播现象，即佛教音乐的世俗化变异问题。宗教世俗化是二元双向影响的文化交融现象，本书通过对古如哆、玛尼音哆等具体音乐品种的分析，探索了蒙古佛教音乐世俗化的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则。

本书主要运用文献学、训诂学、哲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佛教“格义”在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格义”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成功融会异质文明的典范，在当时吸收印度佛教文化有益的部分，丰富、完善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话语体系，其目的在于超越“格义”，建立中国佛教语言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