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由任继愈先生倡议并担任主编，是继1997年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之后的又一重大编纂工程，从《嘉兴藏》、《卍续藏》、《频伽藏》、《大正藏》、《普慧藏》等各版大藏经及敦煌文献、房山石经中，挑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未收之重要佛教典籍，网罗遗珍，点校流通。《续编》规模宏大，收书约两千余种，八千余卷，分列十部，其中第五为汉传撰著部，分八辑，收入论述教义的佛教典籍及对这些典籍的注疏与复疏，以及佛教论文总集、纂辑、僧人个人文集、类书等文献967种。本书为汉传撰著部第一辑，《续编》全书之175至182册，收录以三论宗、唯识宗为主的历代撰著43种，包括僧肇《肇论》、慧远《大乘义章》、吉藏《三论玄义》、明昱《相宗八要解》等重要文献。

本书以道和术的动态双向关系为核心，扼要叙述了先秦道家、稷下道家、汉代黄老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思想演变以及它们与道教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详尽梳理了《太平经》《 参同契》、葛洪、上清派、灵宝派、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楼观派等的思想；为从道家的产生、衍变至道教的产生、成熟的整个过程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为唐高宗朝僧人彦悰编纂的佛教著作。全书三篇，即“故事篇”“圣朝议不拜篇”“圣朝议拜篇”，每篇两卷，共计六卷。该书汇编了从东晋南北朝到唐初二百多年间，中国民众围绕沙门是否敬拜君亲这一主题进行辩论所产生的90篇文章，具有两个方面的学术价值。 是思想史、佛教史的价值。沙门是否敬拜君亲是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民众突破这一思想、信仰的关隘，引导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从而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本书即为此一历史进程的真实记载。第二是文献价值。本书卷三至卷六共收录文献77篇，其中的56篇不见于他书收录。这些文献完整展现了唐高宗朝僧人与世俗之间、官员自身信仰与 利益之间、朝廷与僧团之间，在沙门敬拜君亲问题上的博弈。

汉传佛教梵呗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梵呗实为是“同曲变体”的形式，即全国寺院法师们演唱的梵呗旋律都出自于一个母体，但是都有所不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梵呗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没有乐谱，每位法师在演唱时都会加入自己的情感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二个原因是各地的方言对梵呗的旋律产生的影响，演唱梵呗的法师的籍贯以及寺院所处的地域方言都是不同的，方言的发声使得梵呗的旋律略有所变化。正是因为梵呗的同曲变体特色，形成了各地寺院以及每位僧侣演唱的梵呗多样性风格。多年来致力于梵呗音乐记录及研究的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狄其安教授，动员了全国各地二十所寺院的二十二位法师唱诵梵呗，这些法师都是梵呗演唱高手，狄其安教授担任所有梵呗的采集与记谱工作。《中国汉传佛教梵呗精选——二十二位法师梵呗唱诵乐谱》收录了这二十二位法师唱诵的八十四首梵呗的乐谱，这是从未有过的创举，对于不同梵呗演唱风格的记载和对这一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传播与继承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书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冷门绝学”项目第二期资助项目，隶属汉传佛教三大腔系梵呗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已出版图书有《宝华山隆昌寺律腔梵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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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宫观仪范》是以原中国道教学院院长闵智亭道长编著的《道教仪范》中的“宫观仪范部分”为基础，参阅了该书其他章节、借鉴有关的典籍文献编辑而成的。是讲宫观中的行为规范和模式准则的常识性读物。本书立足于扩大知识面，指引初入道门的道友在宫观里应该怎么生活与学修，在修行过程中应掌握基本的知识与方法，把握正确的方向办好教务，沿着前人的修行之路前进，为信道、进道、证道提供方便之门。

本书涉及犹太历史、犹太哲学、犹太文化、犹太教经典与诠释、宗教比较与对话、宗教与科学等，作者均系本领域内重要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是中国人了解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个窗口，沟通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促进两个民族相互理解的桥梁，以推动跨文化对话和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它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中国本土宗教研究》为集刊，包括理论前沿、经典解读、历史钩沉、田野调查、区域聚焦五个栏目，对中国本土宗教发展 的教派传承、道经问题、道教科仪、民间宗教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本辑为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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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家文物局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石窑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其中辽宁省共发现13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均位于阜新地区。除彰武县千佛山摩崖造像外，其余都在医巫闾山东北麓的海棠山及周边地区，是国内除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外，分布最为集中、造像种类最为齐全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该地如此众多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令人惊奇。为了更好地保护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我们对阜新地区现存摩崖造像群进行了实地调查，旨在记录和采集相关数据，同时向人们展示阜新地区历史上藏传佛教传播的情况，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藏传佛教摩崖造像保护利用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积极贡献。调查工作分为实地踏查和资料整理两个环节，通过文字记录、影像图版拍摄、线图绘制等记录方式和手段，采集摩崖造像保护状况的相关信息。为充分展示阜新地区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的特色，本书设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着重对海棠山摩崖造像群和千佛山摩崖造像群的种类、造型、雕刻技法、镌刻年代、艺术特色以及地域特色等方面进行总结、概括，同时展示藏传佛教在阜新地区传承、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第二部分为造像图像及其描述，对目前已知摩崖造像共145种（组像中的造像以单独个体归类计算）、262龛（千佛山上还有78处无龛造像）、398尊（镌刻在石板上的不计入），进行了数据记录和文字描述。同时对海棠山中50余处用藏、蒙古、满、汉4种文字镌刻的题记也进行相关记录，这些题记内容分为记事、真言、颂词及对联。题记最多的一处是13句，最少的仅为一个字，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研究表明，藏传佛教早在元朝时期就传入辽宁阜新地区，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在蒙古、藏、裕固等民族中的社会影响，礼遇藏传佛教，尤其推崇格鲁派。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崇重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与发展，使得摩崖造像这种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在阜新地区留下了珍贵的遗迹。这些珍贵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不仅是清代阜新地区藏传佛教繁荣发展的标志，更体现了藏传佛教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与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特点，对于研究藏传佛教东传扩散及在阜新地区的繁荣发展具有文物保护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经过岁月的打磨、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有些摩崖造像已经损毁，有些摩崖造像已经面目全非。面对这些历经风雨的摩崖造像，我们在呼吁相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的同时，心中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把现有的摩崖造像用现代的数字手段留存下来，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但为阜新地区的摩崖造像资料记录档案，也为阜新地区的摩崖造像研究奠定基础，更为阜新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珍贵且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