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自黑格尔著《哲学全书》中第一部《逻辑学》译出。这书讲黑格尔哲学的人有时称《全书本逻辑学》，有时称《小逻辑》，以示有别于他的较大的两厚册《大逻辑》面言。此册译本称为《小逻辑》，取其方便易于辨别。小逻辑或大逻辑是后人用来区别这两种逻辑学的名词，并不是黑格尔原来的书名。因为本书名叫《小逻辑》，一提到《小逻辑》就会令人联想到《大逻辑》。我愿意在这里略谈两者的差别和各自的特点所在，以供读者参考。《大逻辑》分上、下二册，第一册包含“存在论”及“本质论”，黑格尔叫做“客观逻辑”。出版于1812年，格罗克纳本共721页。第二册专讨论“概念论”，他叫做“主观逻辑”。出版于1816年，格罗克纳本共353页。都是黑格尔在鲁恩堡当中学校长时期内写成的。这书的优点在于思想深邃，问题专门，系统谨严，发挥透彻。也可说是黑格尔全部著作中最富于学院气息的一种。他似乎有意要表现他的科学知识，特别加进了许多科学材料，特别是数学材料，在“量论”里，单是讨论量就占了200页左右（《小逻辑》中讨论量的材料仅有19页），使得全书的分配欠匀称。这书出版后他从未修改过，直至1831年冬他才准备刊行第二版。恰当第二版序言写成后的第七天（11月14日），他就感染霍乱症逝世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构成他的《哲学全书》的一个主要环节，本来是印发给学生的讲义性质。1817年出第一版，1827年出第二版，内容比第一版增加了一倍。1830年出第三版，内容比第二版只增加了8页。（依格罗克纳本共452页，比《大逻辑》篇幅少一半多。）足见《小逻辑》是黑格尔于最后十余年内随时留心增删，最足以代表他晚年成熟的逻辑系统的著作。这书可说是《大逻辑》的提要钩玄和补充发挥。它的好处在于把握住全系统的轮廓和重点，材料分配均匀，文字简奥紧凑，而义蕴深厚。初看似颇难解，及细加咀嚼，愈觉意味无穷，启发人深思。他的学生在他逝世后编订全集时，再附加以学生笔记作为附释，于是使得这书又有了明白晓畅，亲切感人的特点。从内容的分配来说，《大逻辑》有478页讲“存在论”（中有60多页是序和导言），243页讲“本质论”，353页讲“概念论”。对于“存在论”讲得过分的多，讲“量”时参加数学材料太多。《小逻辑》一书，序言、导言，综论逻辑性质、方法，批评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共占200页。“存在论”仅60页。“本质论”92页。“概念论”100页。没有畸重畸轻的偏差。比较参照两种逻辑著作的结果，我们发现下面几个特点：凡是《大逻辑》有，而《小逻辑》上没有的材料，可以省略。凡两书皆有的材料，须得详加贯通研究。凡《小逻辑》有、而《大逻辑》没有的材料，那便是黑格尔晚年所发挥的较新较成熟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譬如《小逻辑》中论逻辑的性质和方法，较《大逻辑》为详。关于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及概念的推论等，也是《大逻辑》所没有或极少见的，都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略）我开始着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在1941年的春天，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直至北平解放时止，我仅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北京哲学界人士的哲学交流会和批判旧哲学的座谈会（经常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得我很兴奋地在半年之内完成全部译稿。译毕之后，一面请人重抄底稿，一面请友好代为校阅。友人校毕之后，我自己又从头至尾全稿校改一遍，这又费了半年的工夫。书首的三篇序言和开讲词，本身就比较难译，又因无英译本参考对照，所以更觉困难。这部分译稿除请冯至同志校阅一遍外，又请王太庆同志校阅一遍。又本册译稿的前一半曾经郑昕同志校阅过，又曾经陈镇南同志校阅过。他们都曾纠正过不少错误。此外在解放前读过我前一半译稿的有汪子嵩、陈修斋、谢邦定诸同志。在1949至1950这一学年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研究”一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上学期我们研读《小逻辑》，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黑格尔一书摘要》，他们都参读了我的译稿，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作有读书报告。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此外，这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年多以来，我与读者发生了一些联系，且得到多位读者同志的鼓励与帮助。为了使这一新版的《小逻辑》更能减少错误，并进一步使翻译黑格尔其他重要著作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多取得与读者同志们的联系，并多得到读者同志们的帮助，贺麟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北京大学

研究历史需要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贯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确，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要占有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伪，查明它的年代，弄清它的涵义，也就是必须重视考据工作。在大量占有经过批判的审查过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搞清楚历史事实的真象及其内部联系，得出恰当的结论。清代干喜时斯与起的考据学派，在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方面，在文字、音韵、训诂、考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戴震是著名的反程朱理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路先·列维—布留尔（Levy-Bruhl，Lucien，1357—1939）于1910年发表了他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Les fonctions mentalcs dans les societes inferieures》）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把“地中海文明”所属民族的思维与不属于“地中海文明”的民族的思维进行了比较，实际上是把近代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白种成年文明人”的思维与被他叫做“原始人”、“野蛮人”、“不发达民族”、“低等民族”的广大亚洲、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有色人种民族的思维进行了比较，结果确定了“原始人的智力过程，与我们惯于描述的我们自己的智力过程是不一致的”，他还自认为“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并能够确定出原始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　列维－布留尔给原始人的思维确定的最一般规律是什么呢？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具体的思维，亦即不知道因而也不应用抽象概念的思维。这种思维只拥有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不受逻辑思维的任何规律所支配，它们是靠“存在物与客体之间的神秘的互渗”来彼此关联的。尤其是，这种思维完全不关心矛盾（它不追究矛盾，也不回避矛盾，它可以容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容许单数与复数同一、部分与整体同一，等等），所以，从表象关联的性质上看，列维—布留尔又把这种思维叫做“原逻辑的”思维。总起来说，“原始人”的思维就是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这就是列维－布留尔给“原始人”的思维下的定义。　还需要说明，列维－布留尔一面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两大类型，一面又肯定人类思维的机能相同，不同的只是思维的结构（类型）。二十年后，他在《作者给俄文版的序》中又说：“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里，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这又显然是指的全人类，其中也包括“地中海文明”。　另外，列维－布留尔还含糊地表示了，在涉及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事物时，“原始人”是运用逻辑思维的。只是在涉及认识问题上，特别是涉？耙蚬珊兔苈墒痹蚴窃擞迷呒嘉械乇硐衷谘扒笊衩卦蛏稀？　以上是本书的主要论纲。　列维－布留尔是以杜尔克姆为首的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者之一。这个学派坚持马赫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的原则，力图通过对所谓“集体表象”的分析来建立它自己的“社会心理学”。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建立在集体表象的概念上。同时，这种集体表象并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是通过记忆和摹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集体表象”等于马赫主义著作中的“集体经验”或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些观点早已作了揭露和批判。列维－布留尔就是具体地运用杜尔克姆的“集体表象”的概念来研究所谓原始人的思维。　列维－布留尔抱着资产阶级的偏见，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把“地中海文明”从全人类文明中分离出去，而把其余一切社会，不管它们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统统纳入一个所谓“低级社会”的模式中。这样一来，全人类只有两个社会类型，与此相对应的正好是两种思维类型。这也并非偶然。因为列维—布留尔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我们知道，在史学中曾经有个“欧洲中心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苏伊士以东，整个亚、非、拉美的有色人种地区都是一片原始蛮荒之地，没有历史，更谈不上文明史。列维—布留尔无疑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信奉者，这使他很难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　我们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后，思维的发展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可以想见，刚脱离动物界的最古人类自然不会有逻辑思维。以后，由于劳动中共同的需要产生了言语，进而形成简单的语言和同样简单的语法，这就给逻辑思维开辟了道路。不过，在原始社会中，逻辑思维仍处于萌芽状态，思维中直观的因素、非逻辑的因素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还占着压倒的优势。但是逻辑思维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它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必将日趋巩固。果然，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逻辑思维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怎么能说逻辑思维只是“地中海文明”的特产呢？　通观全书，列维—布留尔引用来论证原逻辑思维的材料，除了语言、计数等少数几章外，差不多全是我们叫做迷信的那种东西。我们知道，各种宗教，迷信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大抵说来，在原始社会后期才有可能产生宗教、迷信。这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对相当多的自然现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正确知识，但是由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自然力神化，加以崇拜，从而产生宗教、迷信。思格斯指出，宗教、哲学等等“都有它们的……史前内容”，史前时期的“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由此看来，任何民族（包括“地中海文明”在内）的最早祖先都曾经历过产生宗教，迷信的时期，而且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为宗教、迷信的阴云所笼罩，大概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摆脱这些消极因素吧。　有趣的是，列维－布留尔是在读过了司马迁的《史记》法文译本以后才萌发了要研究“原始人”的思维的念头。他对于《史记》中关于星象与人事直接有关的记述大为震惊。由于有了《史记》的“启发”，列维—布留尔十分热心地进一步注意有关旧中国的材料，他研究了长期在旧中国传教的一位传教士德·格罗特撰写的一部巨著《中国的宗教制度》，列维－布留尔经常在下结论前的关键时刻引用这些材料。可是，他竟然利用这些材料来抹煞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否定全部中国科学，宣称“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这就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的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　关于本书的材料问题。材料的事实部分看起来人都是真实的，可以说确有共事。列维－布留尔搜集的大量材料，对我们研究思维的发展是有用的，特别是来自那些最落后的社会（原始部落）的材料很有价值。关于语言和计数等章中的材料生动地论证了“具体的思维”（即不运用抽象概念的思维）。所以说，这部书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关于列维－布留尔和他的著作的情况，读者可以参看《作者给俄文版的序》和后面的三篇附录。这四篇文章原来都是俄文本《原始思维》一书的序言，是1930年随该书的出版一同发表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给俄文版的序》。这篇序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始思维’一语是某个时期以来十分常用的术语。”这里的“某个时期”是指列维—布留尔的第一本书叫《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1910年发表以后的一段时期。显然，这个术语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人首先使用的，到1930年俄文本出版时就干脆用它做书名。而这又是预先取得列维—布留尔本人的同意的。译者这次仍然采用俄文本的书名，除了因为初稿是从俄文本译出的以外，更重要的是想要保持历史的线索。　另外，在这篇序言里，列维－布留尔再一次明确表示：“人们把原逻辑的’一语译成‘不合逻辑的’这个术语，这不是为了要说明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亦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的，它不能像我们的思维所作的那样去认识、判断和推理。”这个术语法文原文为prelogique，本来可以译成“前逻辑的”或“逻辑前的”，但是，俄文本编译者之一B．K．尼科尔斯基认为，在法语中，pre这个前缀涵义相当灵活，有时也有“最初”、“原始”的意义。因此俄文本把它译成“”（“原始逻辑的”）。列维－布留尔在本书第二章中也说：“我们用原逻辑的……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原始人的思维乃是在时间上先于逻辑思维的什么阶段。”所以，他常常宁愿用“低级社会”这个术语来代替“原始社会”。尼科尔斯基的译法避免了在时间阶段上表态，而着重于这种思维的性质。中译本从俄译本，译成“原逻辑的”，除了意在保持历史的线索外，还有更加着重于性质方面的含义，因为列维—布留尔毕竟不是研究逻辑思维前的什么阶段。　第一篇附录是《“无神论者”出版社编辑部的话》。　第二篇附录是马尔的一篇无题短文，可视为代序。马尔利用列维－布？舳乃嘉嘈图偎道绰壑に约旱摹坝镅苑⒄沟慕锥温邸保蚜形剂舳溃怨钢痢？　最后一篇附录是本书编译者之一B．K．尼科尔斯基的《“原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的工作假说》一篇长文，这篇论文是尼科尔斯基于1930年1月31日在人种学研究所原始意识形态组（列宁格勒）作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把列维－布留尔其人、他的著作、有关讨论和各方面的反应等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可以从这篇报告中了解一些历史情况。可是，尼科尔斯墓的观点是暖昧的，主要倾向于肯定列维－布留尔的“功绩”。　最后谈谈本书的翻译编排问题。　这本书最初是从俄文本译出。俄文本译者是B．K．尼科尔斯基和A．B．基辛。他们实际上是采用编译的方法，所以在“版本记录页”上写的是编，不是译。因为是编译，个别地方难免走样。另外，译文也比较粗糙。所幸，以后找到了英文本（《How natives think》，1926；《Primitive mentality》，1923），我又按英文本从头到尾逐字逐句校订了一遍，改动很多。因此，中译本实际上是据俄文本译出，又据英文本校订定稿的。　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的著作有三本书。第一本就是前面说过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第二本书叫《原始人的心灵》（《La mentalite primitive》，1922）。第三本叫《原始人的灵魂》（《L’a-me primitive》，1927）。列维－布留尔的全部理论原理都是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第二、三两本只是用更多的材料来对第一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作补充论述。俄文本《原始思维》实际上是列维—布留尔的著作的第一个俄文版选集，其中除了把《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全部译出（有几处作了较大的删节，另外删去第四章中的第三节），还把第二本书《原始人的心灵》中的第一、二两章和最后一章译出，放在《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一书的最后一章的前面。除此以外，俄编者还给俄文本搜集了53幅插图并补充了—些编者注。经过这样编排以后，俄文本改书名为《原始思维》（《　》，1930r．）。中译本采用了俄文本的编排方法*，还采用了书中的某些编者注，按英文本补足了缺译的地方，把俄文本卷首的四篇序中的三篇作为附录放在书末。但是，中文本采用了英文版的比较详细的目录以代替俄文本的目录。

《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是皮亚杰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理论性著作，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认识论的观点。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自1921年开始，就从事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由此探讨认识论问题。1955年后，任日内瓦“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以他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有关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资料，先后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对西方现代儿童心理学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重复验证和著文介绍、讨论他的工作的心理学工作者颇多，看法却不尽相同。近年来，苏联心理学界对他的工作也十分注意，也有一些评论。他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见《发生认识论原理》引言），而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并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见《发生认识论原理》引言）。《发生认识论原理》共包括三章。第一章根据对心理的发生发展的分析，讨论认识的发展和形成。皮亚杰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见《发生认识论原理》引言），看不到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他自己则是从其心理的发生发展来分析认识。在第二章，分析了获得认识的生物学前提，也就是认识在机体方面的起源和机制问题。最后，在第三章则对一些古典认识论问题作了考查，他认为各门科学都应有自己的认识论，但认识总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建构。

《墨经分类译注》为“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之一。在本书中对墨经的用字现象，如通假字、省文、繁文、古今字等的处理有值得商榷之处。通过对全书所注用字的归纳、整理、统计、分析后认为：有的用字现象有主观臆测、穿凿附会之嫌。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的目的是用现代数理逻辑的观点解释亚里士多德逻辑最重要的部分——三段论理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亚氏三段论理论，绘出了亚氏三段论理论的严格的形式系统。《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曾对逻辑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把数理逻辑方法运用到其他领域也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了解现代逻辑不可不读的参考书。

本书为下册，共3篇，包括宋元哲学；明清哲学；近代哲学。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日的文化使者不辞艰难险阻，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吉备真备（约六九四——七七五）、阿倍仲麻吕（晁衡，七０一——七七０）、鉴真（六八八——七六三）、最澄（七六七——八二二）、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等。朱舜水也是其中的一个。舜水的事迹，在日本虽然流传很广，但在中固，由于清朝的忌讳，反而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朱舜水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迄一时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在明朝末年，由于统洽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沉重的经济剥削爆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二八四四年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却为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陵权——清王朝篡夺了去，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各地开展了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抵抗满洲贵族统治者的武装斗争。残存在闽浙一带的南明政权的当权者仍然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敌视起义的农民军队，最后他们都以失败告终。

本书是苏联学者阿尔森·古留加1977年出版的一本哲学家传记。作者写的另一本《黑格尔小传》，我馆已于1980年出版。古留加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颇负盛名。他在这本传记中，紧紧结合时代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康德的生平和思想，文笔生动，材料丰富，对我们研读康德原著，很有参考价值。作者某些观点与国内学者所见未尽一致，可供批评参考。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阿尔森·古留加（9121- ）——译阿尔谢尼·弗拉基米洛维奇·古雷加，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他对德国古典哲学颇有研究，写过许多有关哲学史、美学、艺术和文学的作品。他曾负责康德、黑格尔和歌德著作俄译本的编辑工作。他写的另一本传记《黑格尔小传》，1978年已由商务印书馆组译出版。目录作者的话第一章 启蒙运动的成果第二章 确实符合人的需要的科学第三章 理性的自我批判第四章 人格的思想第五章 真、善、美第六章 信仰、希望、爱第七章 永久和平论代结束语康德生平和活动年表补白：中译本和参考书目简要书目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