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置于“自然”与“律法”的张力中加以考察。作者致力在迈蒙尼德高度微妙又晦涩的笔法中，从上帝的属性、开端论、神车论、预言和神意等不同主题出发，辨析他游走于哲学与律法间的真正立场。作者主张，“自然”概念是理解《迷途指津》的一把钥匙，“自然”是哲学的替代概念，是迈蒙尼德用于解释世界的运作并暗中拒斥“神意”及“神迹”的基石。在解经与哲思的交织中，《迷途指津》的任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迈蒙尼德要澄清并捍卫哲学，另一方面，他也要维护犹太律法，不过，这绝并不意味着他在调和哲学与律法。

美学是易中天的来时路。《谈美随笔》是易中天教授多年美学研究与写作的精彩总结。全书分三卷：美学随笔，以轻松笔触谈论美学感悟。话题涵盖建筑、绘画、雕塑、现当代艺术；短篇美学论文，深入探讨美学的核心概念与应用范畴，包括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艺术实践论、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等十余个问题。第三卷系统探讨《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这三卷，形成了由浅入深的梯度，无论是对美学有兴趣的大众读者，还是有意深入理解美学、走进美学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启迪，破门而入，一窥美学堂奥。

本书是一部全球使用广泛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不仅从逻辑学、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的怀疑精神等角度介绍正确的思维方法，而且从当前世界现实问题入手，利用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技能，对社会、经济、政治、商业、媒体、科学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典型事例进行深入剖析，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是现代人建立科学精神、学会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必*书。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欧洲著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思想家。伦理学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从他把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伦理学》就可见一斑。然而，斯宾诺莎所理解的伦理学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作为一门特定哲学学科的伦理学，也不简单地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他把伦理学提升到一般哲学的高度，从而使之成为一门“普遍伦理学”，甚至全部哲学最终被他视为伦理学本身；形而上学、物理学、认识论、政治学、神学等学科都被他纳入这种普遍伦理学的范围之内来探讨，并为他的总体伦理规划来服务。本书以实存和自由这两个在斯宾诺莎的伦理思想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概念为切入点，以《伦理学》作为核心文本并以该书的展开进程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在综合考虑斯宾诺莎的其他文本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力求深入阐释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的伦理规定性及其普遍伦理学的基本内涵、构建机制和理论特色，以便在此基础上更为清晰地彰显斯宾诺莎作为一位伦理—哲学家的思想形象。

禅是一种生活态度，是让人身心放松的艺术，它可以恰如其分地给人们焦虑的内心注入一片清凉。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无法获得松弛感时，如何从禅的角度出发安住本心、重拾自信从容的心态？德国哲学教授远渡重洋去往日本学禅，在弓道大师阿波研的引导下，从箭术悟出了禅的真意：禅就是平常心，生活中的任何一种技艺最终都可以进入禅的境界——放下自我，让一切自然发生。

在本书中，朱利安·巴吉尼巧妙地将休谟个人的传记与思想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休谟的完整人生观。巴吉尼在本书中整理了休谟关于美好生活的145条格言，内容涉及成功的意义、友谊、休闲的重要性等多个方面，展示了休谟如何将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过上理性与激情、放松与享受相融合的生活，并证明以休谟为指南，生活可以变得更加多彩。

本书撰写的起因最初源于2009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场会议，这次会议由德国著名哲学家克里斯托夫·门克主持，在这场会议中，霍耐特与朗西埃有着激烈的交谈。“承认”理论是霍耐特哲学思想的核心，而“歧义”则是朗西埃的政治哲学基础。对霍耐特来说，朗西埃的哲学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他过于强调和执着于平等，而根据朗西埃的说法，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带有主观和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们一同思考了当今的批判性理论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欧洲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两个杰出代表在本书中作出了精彩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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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谢林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对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有过巨大影响。不过，由于其哲学体系相对复杂，他的思想不易被世人接受，在后来的德国哲学发展中，其地位也逐渐被忽视，甚至被视为异类。因此，英国哲学家安德鲁·鲍伊的这本《谢林与现代欧洲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书不仅回顾了谢林的整个哲学生涯，清晰重构了他的关键论点，特别是与黑格尔的辩论，还将他的思想与当代哲学讨论联系起来。通过对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哲学家作品的追溯和比较，作者展示了谢林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本书既是一部系统全面的谢林哲学研究专著，也是一次审视谢林在欧洲哲学史上地位的重要尝试。它的出现填补了对谢林思想认知的空白，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位被忽视的哲学家提供了宝贵机会。

本书以认知符号学的隐喻理论分析地下考古和地上材料，并以星图模拟辅证，克服以往动物符号研究中“死抠字面意义”和“漫无边际联想”的两难，从天人合一中厘清史前天文学发展和社会文化机制以及两者之间逐渐拓宽的边界，前者朝向实证科学，后者朝向人文哲学。已有研究表明，约10000年前，南稻北粟开启中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以天文历法为知识基础，该知识体系非常复杂，需要以符号记录和传承。史前天文学历经漫长时间逐步形成，其概念体系从动物描述主导向抽象模型和抽象概念变迁，动物隐喻也历经隐喻的嬗变。约6000年前，龟、猪、虎、龙（鼍）、鸟等常见动物形象基于形似、音近、数同、感通等特点，直观、通透地记录和传播跨族裔、跨时空的天文学知识。三代时期，多重因素推动龙形象从史前天文学的一个工具符号上升为商朝文化系统的主导符号。天文学赋权导致因天之序，各文明不同的授时体系和对授时星不同周期的符号化导致了不同的因天之序和二元论哲学，普遍分布及其动物学特征使爬行动物成为理解抽象事物的最常见、最有用的始源域，但其隐喻意义有云泥之别。本书实证中华农耕文明肇始的科学知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增添符号考古学证据，对国际人文交流中动物符号的跨文化交流策略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