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守着他注定要夭折的孩子，这种场景虽异乎寻常，却令人心碎地发生了。妞妞——那个不幸而又幸福的女儿，在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五百六十二天后，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依恋和渴望，带着父母加倍的宠爱，在父亲一次次绝望的祈祷中，悄悄地走了。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是一种发病率仅为一万二千分之一的绝症，但这万分之一的厄运偏偏落在可爱的妞妞身上，成了这个不幸家庭在劫难逃的百分之百。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世界上是存在绝望这种东西的！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岁半时间。在这本书中，周国平写下了女儿妞妞的可爱和可怜，他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对于作者夫妇来说，妞妞的故事是他们生命中最美丽也最悲惨的故事，一岁半的妞妞，摇着她的小手，轻经地叹了一口气，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情至性的周国平却用他的笔留住了和妞妞相处了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妞妞的可爱与可怜，死亡阴影下抚育女儿爱哀交加的心境。韦尔乔亦实亦虚的线描插图，更让人感到似乎妞妞触手可摸。书摘妞妞是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里降生的。每回路过这所医院，我就不由自主地朝大门内那座白色的大楼张望，仿佛看见刚出生的妞妞被裹在纱布里，搁在二层楼育婴室的小床上，正等着我去领取。这个意念如此强烈，尽管我明明知道妞妞已经死去，还是忍不住要那么张望。这所医院离我家很近，走出住宅区，横穿马路，向东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它坐落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使我不可避免地常常要路过它。然而，我一次也没有真的走进去，一个清晰的记忆阻止我把意向变为行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急急忙忙斜穿马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站在对面人行道旁的一个警察截住了。听了我的解释，他看一眼夹在我腋下的婴儿被褥，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当天傍晚，我用这条被褥裹住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女婴，带着她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楼梯，从医院那座白色大楼里走了出来。当我朝大楼张望时，我怀抱婴儿带着妻子小心翼翼下楼的形象后来居上，使我立刻意识到二楼育婴室那一排裹着纱布的婴儿中已经没有妞妞，于是赶紧转过脸去，加快脚步走路，努力不去想我把母女俩接出医院以后发生的事情。可是，下回路过医院，我又会忍不住朝那座大楼张望，仿佛又看见了裹在纱布里等着我去认领的妞妞。既然她如今不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我就应当能在这个她降临世界的地方找到她，否则她会在哪里呢？我想不通，一只已经安全靠岸（这所医院就是她靠岸的地点）的生命小舟怎么还会触礁沉没？在不可知的神秘海域上，一定有无数生命的小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进入人类的视野。每只小舟从桅影初现，到停靠此岸，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漂流。这个漂流过程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完成的。随着雨儿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我仿佛看见一只陌生的小舟，我对它一无所知，它却正命定向我缓缓驶来。为什么是命定的呢？事实上，它完全可能永远飘荡在人类视野之外的那片神秘海域上，找不到一只可以帮助它向人类之岸靠拢的子官。譬如说，如果雨儿的排卵期没有因为她心血来潮练减肥气功而推迟，就不会有妞妞。妞妞完全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是，世上有谁的降生是必然的呢？即使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播种，究竟哪一颗种子被播下仍然全凭机遇。每想到造成我的那颗精干和那颗卵子相遇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一旦错过，世上便根本不会有我，我就感到不可思议。始终使我惊奇不已的另一件事是，尽管孩子是某次作爱的产物，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端详着孩子稚嫩的小脸蛋，没有哪一对父母会回想起交靖时的喘息声。我不得不设想，诞生必定有着更神圣的原因。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帐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帐，不认帐。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象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帐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帐认帐，好象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末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末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山窝子里，天黑得早。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眯眼儿一看，高高低低的瓦槽，短墙头，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田地，河岸漠漠的沙滩，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渐渐地软下去，看不见了。但是，风没有起，暑热不能杀去，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三只的、五只的狗，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踢也踢不走，舌头吐着，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 河湾的大崖，黑得越发庄重。当夕阳斜斜地一道展开在河面上，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万般明灭，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现在，什么也没有。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白点慢慢变灰，变黑，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只存在着"咕咕"、"唧唧''的烦嚣。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一切都沦陷人沉沉的黑暗中去了。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刻在墙上的乌衣巷》是纸流感·80后地图中的诗歌卷，由陈错、申道飞主编，精选了李傻傻、张悦然、刘童、曾尹郁和辛唐米娜等10人的小说10余篇，他们都围绕着“少年”这一原点，从不同角度对“少年”进行曲解、辨析和诠释。在这片少年领地里，构成人生的种种元素都已初见端倪，暴露着它们对人生微妙的破坏和建构作用。为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少年这一截轻微的颠簸路，我们才得以发育和成长，最终走出少年……与其说这是一本诗歌合集，毋宁说是一代人的心灵阵地。唐不遇、木桦、谷雨、阿斐、春树、莫小邪6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其实是在泛商品化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心灵的疑惑与固守。他们——以及在他们身旁坚持诗歌写作的一批人——代表了“80后诗歌”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某种程度上也指示了汉语诗歌的走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抵达同样的真实，他们的自恋或自虐，就像上一时代的浅吟或低唱，显现的是对时代的亲近或疏离。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诗歌，我们更是在阅读一代人的心灵史。

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既便有了这本《一路迁徙》的诗集。我没想给她赋予什么更深远的使命和意义，也没想让她在现实中有什么企图，仅对我个人而言，她很重要，心胸狭窄的那种。她标志着我大学毕业后作十年的结束，集结了我五年网络诗歌创作以来的作品和心绪，也了却了一个和肾上腺激素分泌有关的愿望。时光快得不容喘息，作为一个上下世纪70年代春天的产物，我无法下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并且一路迁移，一路高歌。我更期待和向往后面的五年和二年，我更崇尚把我生命的本身也变成一首美丽的诗歌。业余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里更多的俗事儿和梦想。惟一可以标榜的是我工作认真，挣钱努力，热爱祖国，以及我是家人、朋友们的骄傲。本质还好，不算坏人。色彩略显暖昧。

所谓词者，句有长短，然情意绵绵，翻开来，爱情、亲情、思乡情，众情毕备；王公、文人、妓女，世间百态。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词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 词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新发现的鲁迅》从人性（食色性也）的视角切入鲁迅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探索鲁迅思想的“地火在地下运行”的轨迹。本书简略地分析了鲁迅《野草》、《狂人日记》、《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娜拉走后怎样》、《写在〈坟〉后面》等文中隐密的鲁迅的潜意识（性压抑）和潜台词（对改变自己包办婚姻的思考，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本书重点分析了《野草》这本小册子。笔者认为，《野草》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与鲁迅的包办婚姻的痛苦有关，由于有所顾虑而难于直说，就用曲笔表达，鲁迅是很善于运用曲笔的，这对于理解鲁迅著作的原意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又由于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的制造了大量的盲点。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鲁迅，非得突破这两项障碍不可，否则鲁迅研究——借用鲁迅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处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歧路上。本书只是开在鲁迅研究的歧路边上的一朵小花。

青年学者李光阁将笔触深向九百年前那个令人欷歔的水浒世界，借鉴史学的方法，分析了北宋末年发生的帝王昏聩、梁山英雄好汉们悲喜交加的人生命运，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灰社会现象，探讨了北宋末期灰社会状态下的暴力政治规则和各阶层人物的生存博弈法则，极具震撼力并发人深思。在本书中，梁山英雄好汉们悲喜交加的人生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作品思想敏锐，视觉独特，词锋犀利，文笔老辣，充满机智与幽默，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的分析，让读者领悟蕴含在水浒故事之中的生存法则与处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