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是弟子记锣四卷，此从《四库提要》，《穴宋史刘敞本传》作五卷，《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均作一箱。宋刘敞撰。敞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庆历进士，官吏部南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原父为北宋大儒，于书无不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均一时挺然之秀，而咸心折于原父。原父文章雄深雅健，论者谓其神肖《春秋》公谷与大小《戴记》。《弟子记》者，记原父与门人问答论学之言，因文格古雅，《四库提要》疑其托言弟子所记，实则出于自撰，所见甚谛。书中多记与当时闻人论辩，如与欧阳修论性善，卷四「永叔问日人之性必善」条，卷四「永叔曰以人性为善」条。按《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附《庐陵门人侍读刘公是先生敞》采此两条。与王安石论情性五行太极，卷四「王安石曰性者太极也」条。

《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反经》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人赵蕤所著。《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一本是被历代君臣推崇的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而另一本即不为人熟知的《反经》。《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反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反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反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反经，是一部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的智谋奇书。尽管它不及《资治通鉴》来得出名，但它对于为官从商者来说，却是比资治通鉴更有价值。它主要以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糅合儒、道、法、兵、杂、阴、阴阳诸子思想，阐述了王霸谋略、长短之术，给为政者诸多警醒。本书选取了《反经》中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较大教育意义的37篇文章，删除了加注内容，采用原文、译文对照的方式，逐节进行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翻译时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尽量使行文流畅，意思完整，通俗易懂。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懂得生意经的商人，有两本书是必读的：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实际上，《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但《反经》原文枯涩难懂，本书不仅有原文的解译，还有生动的故事点评，图文并茂，可供读者鉴赏收藏。如果说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的话，那么，赵蕤的《反经》则是集儒、道、法、兵、纵横等诸家于一体，全方位阐述中国古代的王霸谋略、长短之术的一部空前绝后的“智谋奇书”。赵蕤以历史学家的事实，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同时升华出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回味无穷……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具体即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四书”之名，则始于宋代的“二程”。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通行于天下。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录》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同时还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因此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士人的推崇。

被称为“名相讲国学”的《张居正讲评皇家读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讲解“四书”的讲章，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5种。原书是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加上编注者除了对全文进行新式标点外，另有注释、译文等，更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本套书还融入了大政治家张居正等人对历史上兴亡教训的总结和改革思想，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还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独特见解。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皇家的教育情况，对提高国家行政的领导艺术亦有参考价值。 《大学》是儒家阐述治国平天下的一篇政论文，它的主要思想是“修已以安百姓”；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全面体现。 《中庸》的主题，在于阐述中庸之道最完美、最高的道德。同时，在方法论上，它又倡导在认识、处理问题时，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从宇宙观看，《中庸》主张“天下合一”；从政治观看，《中庸》主张人治、德治，《中庸》倡导在“诚”的基础上，采取“博学之、审问学、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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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文学色彩浓厚，尤其是刻划孟子本人的心理很成功。孟子对自己的王政主张很自信，可当时的统治者并不买他的帐，认为他“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样反倒让孟子更自信，更加轻视当时的当权者，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说大人则藐之”，齐王让他上朝廷，他推说有病，要等着齐王上门请教。滕国国君的兄弟来向他学习，他竟不理不睬。齐国权臣王驩与他一起出使，他竟然一路无话。孟子坚守理想主义，不向世俗低头的孤傲个性，书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他内心的苦恼，后世读者也感受得到。《孟子》一书的文学特色，往往与孟子独特的个性、心理有关。本书的注释、翻译主要依据朱嘉《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也参考了时人的一些译注。孟子讲话喜用比喻，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逻辑上不连贯，翻译时只得硬译，有些需补充某些话语，若不补充，读者难以理解，补充太多又增加篇幅，笔者甚感为难。本书主要由杜玉俭进行注译，《告子》、《尽心》的某些章节，由刘美嫦参考时人译注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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