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具体即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四书”之名，则始于宋代的“二程”。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通行于天下。

反经，是一部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的智谋奇书。尽管它不及《资治通鉴》来得出名，但它对于为官从商者来说，却是比资治通鉴更有价值。它主要以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糅合儒、道、法、兵、杂、阴、阴阳诸子思想，阐述了王霸谋略、长短之术，给为政者诸多警醒。本书选取了《反经》中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较大教育意义的37篇文章，删除了加注内容，采用原文、译文对照的方式，逐节进行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翻译时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尽量使行文流畅，意思完整，通俗易懂。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懂得生意经的商人，有两本书是必读的：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实际上，《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但《反经》原文枯涩难懂，本书不仅有原文的解译，还有生动的故事点评，图文并茂，可供读者鉴赏收藏。如果说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的话，那么，赵蕤的《反经》则是集儒、道、法、兵、纵横等诸家于一体，全方位阐述中国古代的王霸谋略、长短之术的一部空前绝后的“智谋奇书”。赵蕤以历史学家的事实，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同时升华出深邃的谋略思想，令人回味无穷……

《反经》由唐人赵蕤著，具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原名《长短经》，有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的意思。《反经》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人赵蕤所著。《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一本是被历代君臣推崇的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而另一本即不为人熟知的《反经》。《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反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反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反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公是弟子记锣四卷，此从《四库提要》，《穴宋史刘敞本传》作五卷，《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均作一箱。宋刘敞撰。敞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庆历进士，官吏部南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原父为北宋大儒，于书无不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均一时挺然之秀，而咸心折于原父。原父文章雄深雅健，论者谓其神肖《春秋》公谷与大小《戴记》。《弟子记》者，记原父与门人问答论学之言，因文格古雅，《四库提要》疑其托言弟子所记，实则出于自撰，所见甚谛。书中多记与当时闻人论辩，如与欧阳修论性善，卷四「永叔问日人之性必善」条，卷四「永叔曰以人性为善」条。按《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附《庐陵门人侍读刘公是先生敞》采此两条。与王安石论情性五行太极，卷四「王安石曰性者太极也」条。

《国际儒藏·韩国编》是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她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国际儒藏》分为韩国编、日本编、越南编和欧美编等几部分，此次出版的是《国际儒藏》韩国编的四书部分，仿《四库全书》体例，分为经、史、子、集，但有所创新。所编纂的文献按照“古籍点校条例”进行整理、标点、校勘，并撰写简明提要，对收入著作的作者生平思想、著作内容？版本源流、后世评价及影响作简单介绍。本部收录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中注解阐释四书的汉语书籍或篇章，计大学著作一百二十三种，中庸著作一百二十种，论语著作一百一十六种，孟子著作一百零五种，总计四百六十四种。本部分类仍照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按四书分为大学卷、中庸卷、论语卷、孟子卷，卷内篇目按作者生年先后顺序排列，篇幅较长著作的次序适当调整以避免跨册。

《百家姓》成书于宋初，不署编撰者姓名。陆游《秋曰郊居》诗有“儿童冬学闹比邻”、“授罢村书闭门睡”句，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类，谓之村书。”可见，《百家姓》在宋代已广泛应用为识字课本。南宋学者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一书中对《百家姓》的作者进行考证，认为是“两浙钱氏有国（吴越国）时小民所著”，赵字居首，因为宋朝王室姓赵，接着“钱”姓指吴越王钱氏，“孙”、“李”“周”、“吴”以下十余姓为吴越王钱鏐的后妃的姓。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吴越钱氏在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归降宋朝，《百家姓》可能成于这段时间，故奉赵宋正朔。

《家庭国学读本》为本社所编国学读本系列之一，上承《领导干部国学读本》和《青少年国学读本》。如果说《领导干部国学读本》立足于“政”，基调是刚健和中正，《青少年国学读本》立足于“教”，基调是奋发和励志，而本书则以“情”为其立足点，以温馨和亲和为其基调。它着眼于家庭阅读，旨在营造家庭阅读氛围，提高家庭成员的国学素养。《家庭国学读本》体例上分为原典、注释、题解三个部分。原典选取国学精粹，将有代表性、有现代价值的文本原汁原味地推介给读者，在受到教益的同时，也可以提高阅读、欣赏古文的能力。注释力求简明扼要，旨在扫清阅读中的障碍。题解则引申发挥，纵论古今，希望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家庭国学读本》后另有附录，辑录有关人伦日用的文献材料，帮助读者了解古代历史文化，便于阅读时参考，增强读本的知识含量和使用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他为四者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篇，又朱子语类卷一。五云“四子，六经之阶梯”）：大学、中庸的注释称“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用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较多，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论语》是儒家的语录体著作，用言谈的原态方式记录了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及儒学理论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文献。《大学》和《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最具系统性的两种理论著作。《大学》是“内圣”与“外王”高度统一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以“德治”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哲学；而《中庸》则是协调各种关系以创建和谐社会的人生学说，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这三部书再加上《孟子》，合称为“四书”，是元、清时期科举命题的经典和士人最重要的必读之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甲申春，予始以经翠史课诸生。诸生多未尝用力于载籍，颇苦之。故暇则以《孟子》数章相授，句读而外，于义理亦稍稍提掇，俾其优游涵咏，渐有人途。汉人尝云：《论语》者，五经之观辖六艺之喉衿，此诚具眼之论。以予浅识，若《孟子》者，则儒术之观辖也。学者由此入门，沉潜反复，然后寝餹于六经，归源于孔子，以上达乎昭昭冥冥、无可言说之域，则其源泉混混者复矣。至若盈科后进，纳百流于一泓，尚有待乎贤者之扩充。否则一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或横绝于一时，而终归于涸槁之地。百年以来，言会通者比比，至其超胜者则谁欤？返本以开新，是尚有待于来哲。虽然，能由此翠，是近乎智矣，若仁则子曰岂敢。天行屯蹇，俗染浇风，萎软诡脆之言盈耳，伟岸峻拔之行罕见，至若滑稽玩世、放浪形骸之辈亦难乎其人，岂龚定庵所云大音将兴之候乎？然则《孟子》之读，是其时矣。书仅成六卷者，各随其时也，余当俟诸异日。然大义已具，初学者可循此以升其堂，至其微言深造，则尤备乎后篇，入室与否，尚视乎其人。书成，乌鲁木齐黎生大伟，助执校役，用力独多，因志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