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史》是关于历代版刻特征、诸家藏书情况的详细介绍。书中描述了文字的创造、纸张的出现、宋代刻书的发达、元代藏书的优劣以及明代的私刻和坊刻、清代的藏书舆校书等情况。此书对诸家藏书的变迁均有较全面的记载和评述，读之，中国书籍的历史变迁了然于心。查猛济、陈彬苏编著的《中国书史》适合对中国书籍历史感兴趣者及相关研究人员阅读。

《汪元量集校注》为浙江文丛之一，这套丛书还有《谭献集》，《浙江文丛》，《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两浙金石志》，《宝刻丛编（全三册）》 等。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啸亭杂录·续录》主要内容包括收孔耿二王、世祖勤政、世祖画牛、圣祖拿鳌拜、爱惜满洲士卒、解《易》占、善天文算法、拜明孝陵、世祖不兴土木、宠待大臣、赏花钓鱼、朱批谕旨、杖杀优伶等。

《檐曝杂记·秦淮画舫录》为清人赵翼所撰零散笔记文字的汇辑，记述作者京城官场见闻交往，出仕两广、云贵经历闻见，以及读书心得等，共计六卷、续一卷。本书是作者生平零散笔记、杂录的结集。前四卷结撰严谨，大致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京与京外任职生涯。赵翼颇自负，又不甚得志，所以笔端时露感慨之情，有以记述亲身经历闻见为经，揄扬本人才学吏绩为纬的特点。

《履园丛话》共二十四卷，基本上一门为一卷，计有旧闻、阅古、考索、水学、景贤、耆旧、臆论、谭诗、碑贴、收藏、书画、艺能、科第、祥异、鬼神、精怪、报应、古迹、陵墓、园林、笑柄、梦幻、杂记等，基本上一卷为一门内容。内容广而杂，书中所记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即使得诸传闻，也必指出来源，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履园丛话只有道光十八年述德堂一种刊本，这次整理，除标点分段以外，对一些版刻错字也做了改正。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文字可疑，或者是版刻错讹，或许是作者的疏忽。对此，我们尽可能查对有关资料予以改正，个别无从稽考的，只好一仍其旧。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由唐·张鷟、范摅撰，恒鹤、阳羡生校点。其中《朝野佥载》记述唐代前期朝野遗事佚闻，尤以武后一朝事迹为多。举凡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等均有反映，暴露了“贿货纵横，赃污狼藉”的现实世相。另有治病医例、星相占卜、神灵怪异、文坛掌故等资料及琐闻碎语，皆有可观。至于谐噱荒怪纤悉胪载而失之于琐杂，则为后世垢病，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就曾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媒语。”当然，以唐人记唐事，耳目所接，毕竟较近事实，故其所录亦为《资治通鉴》等史书所引用。《云溪友议》，共六十五条，大抵记述唐开元以后文坛的逸事琐闻、诗歌本事，性质颇类孟棨所著《本事诗》。此书尤其引起后人注目的是这样几点：一是作者的生活年代与所记之事时间较为切近，“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o）；二是书中较集中地提供了唐代白话诗的资料；三是其中有不少资料被后人改编为戏剧或小说，成为后世其他艺术形式的素材。它的缺点是，所载多有不实之处。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亦曾指出，并谓此书立论亦多有不当之处，读者可参看。 《朝野佥载·云溪友议》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顾太清集校笺（套装上下册）（繁体竖排）》以启孮先生从日本杏雨书屋寻回的家藏《天游阁集》手钞本全秩影印本为底本，全集共辑诗作八二八首，词作三三五阙，是可以替代以前所有版本的新整理本，是迄今第一部关于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诗词全秩的校笺集。校笺者以太清后人的学者身份对集中人物、地点、事件均详加笺注，并附有家传《荣府史》的珍贵资料；校笺者熟悉清制、满俗，澄清了以往顾太清研究中的某些误区，纠正了以前各校笺本的某些错误注释，充分体现了该书的文献与学术价值。集中并录入奕绘唱和之诗词，词学大家况周颐（蕙风）的评语，再将启孮先生所撰《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与东海渔歌》、《〈天游阁集〉寻访记》、《原本〈天游阁集〉考证》放在书中；书后并放《西林觉罗氏世系表》、《顾太清（西林春）年谱》，使《顾太清集校笺》成为研究太清生平与诗词著作之全璧。书前复配以先人画像、手泽、艺苑，可谓珠联璧合，众美兼呈。

《楊文恪公文集》爲唯一能夠見到的楊道賓的個人專著。據《中國善本書總目·集部》（草稿）載： 該書爲二十八卷，明萬曆刻本。全國僅存兩部，一部藏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另一部藏山西祁縣圖書館。經與陝西師大圖書館聯繫，該館從未收藏該書，係誤載。而山西祁縣圖書館所藏該書爲十四卷本。因該書無總目，所以究竟這套書有没有二十四卷本？ 又藏在哪里？ 竟成了一個懸而未决的問題。但不管怎麽説，祁縣館的這套藏書是珍貴的，如果另一套書不存，那麽，這套書就有可能成爲海内孤本。搶救瀕臨失傳的善本古籍，功德無量。即便將來發現該書有二十四卷本，那麽，補印上後十卷，亦爲書林佳話。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失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失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