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是近代学术大师，其著述之系统整理与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其研究之领域、方法、思想、成果以及其对二十世纪学术发展所起之作用。本书收沈氏《海日楼藏书目》、《海日楼群书题跋》、《海日楼碑帖题跋》，并附其先辈《尚书公手书书目》、《尚书公手抄书画目》，共计五种，全面反映了嘉兴沈氏一脉古籍书画碑帖收藏的全貌，对于古籍版本学、近世珍籍聚散流通以及文人之交游、学术之研讨，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许氏文献功底扎实，此次整理书目题跋，较已刊之《海日楼题跋》扩充倍馀，尤可称道者二：一、凡可访得者，详列馆藏地甚至索书号，至便读者进一步探求查证；二、较钱仲联本不仅订正字句，更重新编排顺序，古籍按四部，碑帖按时序，谨守体例。凡此均使本书增色，对于研究古籍版本源流、金石书画、近代学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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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 也是道教所尊奉的“**经典”。它是中国文在世界历史“轴心时期”产生的一部伟大经典。李存山编译的《老子（典藏版）（精）/国学经典》以王弼本为底本，参校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竹简本以及传世本中的河上公本、傅奕本、景龙碑本，等等。

《近思录（典藏版）（精）》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作。它选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这次整理，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随校随改，未出校记。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有关义理阐释，尽可能借助朱熹、叶采、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等旧解，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翻译不是字句对译，以明理为准。此本共623条，多出的一条，乃前人录白杨伯岩本，即第五卷*后一条。

刘国建、戴庞海编译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典藏版）（精）》是“国学经典”系列之一。《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早的军事* 作，《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膑兵法》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又名《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

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创生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其原始教义，即所谓“六艺”，或说“六经”，在古代被奉为君子修身治国的指南。其“德教”涵义，见于《礼记 经解》，其说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外，“六艺”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如《礼》教，固然可以说“恭俭庄敬”，但也可以是“体国经野”。甚至人生大事的“冠、婚、丧、祭”，乃至国家祭祀、设官分职，都“非礼不行”。一般来看，礼主别异，乐主和同，也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制度的生成。其它各“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由于具备这些优良的性质，使得儒学发展壮大为古代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主流思想。中国儒学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起源或与“事神致福”的原始文化同其渊源。周初以下，儒与师、保同义，《周礼。天官》太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师、保之儒，掌教化，《汉书 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或亦有见于此。春秋战国之际，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上承古代礼乐传统的遗泽，将古典文化的菁华折中为“六艺”，奠定了后世儒家的思想基础。两汉以后，学者笃守传承，笺注经典，有传经之儒，义疏之学，至唐人“五经正义”而总其大成。两宋以后，经过唐末五代的丧乱，又外感于佛教禅宗的刺激，程子、朱子等大师相继崛起，“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于是有性理之儒。（参韩国学者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绪论）传播到域外地区并发展出独立学统的儒学主要是性理之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宋、明理学。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学者或远引箕子之东的传说，不必可信。从文献可征立说，至少到汉四郡时期（始于公元前108），朝鲜地区已经接触到儒学文化。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高句丽王朝设立“太学”，以儒家典籍“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作为教科书。到公元八世纪，三国儒学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新罗王朝以“读书三品”制选拔人才，要求上品需精通《左传》、《礼记》等大经。九世纪后期，新罗崔致远游历长安、洛阳，经过数年勤苦力学，终以宾贡进士及第，经过吏部铨选，还出任中国的地方官员。他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有关文字后来编辑为《桂苑笔耕集》，被后人称为“东方艺苑之始”，崔氏本人也成为 “东国文学之祖”。公元九一八年，高丽太祖王建（公元877-943）统一三国。王建的身边多有儒臣，他的著述《政诫》、《诫百寮书》以及遗训《训要十条》都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成宗期间（公元981-997在位），高丽还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制。高丽王朝的学者，崔承老（927-989）、崔冲（984-1068）等人，积极兴学，为传播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高丽初期，当中国宋朝初年，两国维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丽王朝时常派遣留学生入宋学习。宋初兴起的新儒学也很快传播到朝鲜地区。忠烈王（1274-1308在位）时期，安珦随使臣来中国，见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的著述，他很快察觉到新学术的价值，他抄录了朱子书，带回高丽，告诫后学说“欲学孔子之道，必先学晦庵”。安珦之后，白颐正于一三〇五年使元，在中国游历十年，钻研程、朱的著述，归国后以新儒学教授。数传之后出现李穑（1342-1396）、郑道传（1342-1398）、郑梦周（1337-1392）等人，高丽新儒学开始形成独立的传授源流。郑梦周在当时就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他不仅深入钻研新儒学中的性理之说，还引入《朱子家礼》，并实践三年丧礼制度，他对高丽王朝以身殉节，作为忠义的典型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与郑氏同时的郑道传、权近（1352-1409）参与了朝鲜王朝的建立，以道学理论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郑氏的重要著述《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是儒家经世的典范。权近又有《入学图说》，以图示的方式分析儒家教言中各种范畴与层次的区别，便于教学。这种方法源于北宋学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过权近的发挥之后成为韩国儒学的传统特色，继权氏之后，有郑之云《天命图》、李滉《圣学十图》等，都是韩国儒学中的重要著述。郑梦周数传之后，出现金宗直（1431-1492）、赵光祖（1482-1519）等人。学者在辗转传习的同时，寄托学术精神“道统”谱系也被逐渐建立起来。金纽说：东方道学之宗源于圃隐郑先生，冶隐吉先生受业于圃隐门下，承其正脉。江湖金先生就学于冶隐，在其族中传学统之绪，占毕斋先生学源纯粹，出于正路。时先生门下所出之明贤高士不仅十余名。寒暄堂、一蠹、梅溪等受其劝奖启发，静庵（赵光祖）、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等数贤相继而起，上承洙泗、濂洛之学统，下启亿万年无穷之美。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性理学传播到朝鲜地区经过三百多年的累积，终于出现了退溪李滉（1501-1570）、栗谷李珥（1536-1584）两座高峰。退溪笃信朱子而深造自得，他中年在乡下隐居，用朱子诗义将*家门口的池塘取名为“光影塘”。为了深入理解朱子的学术，他还编辑了《朱子书节要》。他的重要著述《圣学十图》其中也多依仿朱子之处。栗谷也尊朱子，据说他尝感慨说“幸生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对于道学源流，栗谷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即退溪李滉）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这是大师的学术评论标准，或者过于苛刻，但也充分说明，至退溪、栗谷，朝鲜王朝的性理之学已经形成了充分独立的传统，这点也得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肯定。退溪、栗谷之后，朝鲜儒学仍有重要的发展，其中如继承李珥学统的宋时烈（1607-1689）、阳明学者郑齐斗（1649-1736）、实学巨子丁若镛1762-1836）等，都是儒学史上能给人以长久启发的重要人物。朝鲜地区的儒学是中国儒学传统的一部份，与本土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整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光辉的传统，我们有必要扩大视野，在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中考虑问题。长期以来，对域外儒学的资料都不够重视，以前在国内也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宋子选集》等少数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们编辑了这套《韩国儒学文集》，其中共收录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家学者的文集三十二种。

毛德富、毛曼编译的《菜根谭（典藏版）（精）》是 “国学经典”系列之一。《菜根谭》是明代洪应明收集编*的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其中凝聚着作者对整个人生社会万种世态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分析，饱含着作者企图拯救社会、劝人为善的一片苦心，显示了他对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会贯通的灵活运用。本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所不及，促人警觉，言近旨远，趣味盎然，富有哲理，颇多独特见解。其儒家的道德，佛道的妙理，能给人以智慧和力量。此书文笔优美、比喻生动、对仗工整，情文并茂，反复阅读，意味无穷。

《传习录》是明朝*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心学代表作。全书共三卷，是王阳明门人弟子所记录的王氏讲学言论及其答友人弟子的论学书信的汇编，包含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基本主张，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基本的*作。

《黄帝内经素问》是《黄帝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二十四卷，八十一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阴阳五行、脏象气血、腧穴针道、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则治法、医备养生、运气学说等，一直被视为学医**之书。《黄帝内经素问》中的“素”字，可作根本解释；“问”就是黄帝问岐伯的意思，合起来“素问”意思即为对万物之根本的问答。全文假托黄帝一问、医学家岐伯一答的形式来论述。所*多以黄帝与岐伯对答而成书，此实为上古数期医理所蕴、多番先哲之汇。这本由崔应珉、王淼注译的《黄帝内经素问（典藏版）（精）/国学经典》采用王冰所整理过的《黄帝内经素问》为底本，仍分为二十四卷、八十一篇。为易于读者阅览，本书将原文细分段落，每一段落下面分别添加“注释”和“译文”，详细解释原文中晦涩难懂的字词，并随后将整段落翻译成通俗语言，且“原文”、“注释”、“译文”三者分别采用不同字体，如此，则条理清晰可辨，研读之时，方便迅捷。《黄帝内经素问》一书，《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内容已失，后世所载，难免错讹，故本书中不再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