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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编(全116册)

韩国儒学编(全116册)

作者:王强

出版社:暂缺

出版时间:2017-01-01

ISBN:9789887767800

定价:¥9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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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创生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其原始教义,即所谓“六艺”,或说“六经”,在古代被奉为君子修身治国的指南。其“德教”涵义,见于《礼记 经解》,其说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外,“六艺”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如《礼》教,固然可以说“恭俭庄敬”,但也可以是“体国经野”。甚至人生大事的“冠、婚、丧、祭”,乃至国家祭祀、设官分职,都“非礼不行”。一般来看,礼主别异,乐主和同,也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制度的生成。其它各“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由于具备这些优良的性质,使得儒学发展壮大为古代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主流思想。中国儒学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起源或与“事神致福”的原始文化同其渊源。周初以下,儒与师、保同义,《周礼。天官》太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师、保之儒,掌教化,《汉书 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或亦有见于此。春秋战国之际,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上承古代礼乐传统的遗泽,将古典文化的菁华折中为“六艺”,奠定了后世儒家的思想基础。两汉以后,学者笃守传承,笺注经典,有传经之儒,义疏之学,至唐人“五经正义”而总其大成。两宋以后,经过唐末五代的丧乱,又外感于佛教禅宗的刺激,程子、朱子等大师相继崛起,“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于是有性理之儒。(参韩国学者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绪论)传播到域外地区并发展出独立学统的儒学主要是性理之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宋、明理学。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学者或远引箕子之东的传说,不必可信。从文献可征立说,至少到汉四郡时期(始于公元前108),朝鲜地区已经接触到儒学文化。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高句丽王朝设立“太学”,以儒家典籍“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作为教科书。到公元八世纪,三国儒学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新罗王朝以“读书三品”制选拔人才,要求上品需精通《左传》、《礼记》等大经。九世纪后期,新罗崔致远游历长安、洛阳,经过数年勤苦力学,终以宾贡进士及第,经过吏部铨选,还出任中国的地方官员。他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有关文字后来编辑为《桂苑笔耕集》,被后人称为“东方艺苑之始”,崔氏本人也成为 “东国文学之祖”。公元九一八年,高丽太祖王建(公元877-943)统一三国。王建的身边多有儒臣,他的著述《政诫》、《诫百寮书》以及遗训《训要十条》都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成宗期间(公元981-997在位),高丽还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制。高丽王朝的学者,崔承老(927-989)、崔冲(984-1068)等人,积极兴学,为传播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高丽初期,当中国宋朝初年,两国维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丽王朝时常派遣留学生入宋学习。宋初兴起的新儒学也很快传播到朝鲜地区。忠烈王(1274-1308在位)时期,安珦随使臣来中国,见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的著述,他很快察觉到新学术的价值,他抄录了朱子书,带回高丽,告诫后学说“欲学孔子之道,必先学晦庵”。安珦之后,白颐正于一三〇五年使元,在中国游历十年,钻研程、朱的著述,归国后以新儒学教授。数传之后出现李穑(1342-1396)、郑道传(1342-1398)、郑梦周(1337-1392)等人,高丽新儒学开始形成独立的传授源流。郑梦周在当时就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他不仅深入钻研新儒学中的性理之说,还引入《朱子家礼》,并实践三年丧礼制度,他对高丽王朝以身殉节,作为忠义的典型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与郑氏同时的郑道传、权近(1352-1409)参与了朝鲜王朝的建立,以道学理论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郑氏的重要著述《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是儒家经世的典范。权近又有《入学图说》,以图示的方式分析儒家教言中各种范畴与层次的区别,便于教学。这种方法源于北宋学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过权近的发挥之后成为韩国儒学的传统特色,继权氏之后,有郑之云《天命图》、李滉《圣学十图》等,都是韩国儒学中的重要著述。郑梦周数传之后,出现金宗直(1431-1492)、赵光祖(1482-1519)等人。学者在辗转传习的同时,寄托学术精神“道统”谱系也被逐渐建立起来。金纽说:东方道学之宗源于圃隐郑先生,冶隐吉先生受业于圃隐门下,承其正脉。江湖金先生就学于冶隐,在其族中传学统之绪,占毕斋先生学源纯粹,出于正路。时先生门下所出之明贤高士不仅十余名。寒暄堂、一蠹、梅溪等受其劝奖启发,静庵(赵光祖)、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等数贤相继而起,上承洙泗、濂洛之学统,下启亿万年无穷之美。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性理学传播到朝鲜地区经过三百多年的累积,终于出现了退溪李滉(1501-1570)、栗谷李珥(1536-1584)两座高峰。退溪笃信朱子而深造自得,他中年在乡下隐居,用朱子诗义将*家门口的池塘取名为“光影塘”。为了深入理解朱子的学术,他还编辑了《朱子书节要》。他的重要著述《圣学十图》其中也多依仿朱子之处。栗谷也尊朱子,据说他尝感慨说“幸生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对于道学源流,栗谷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即退溪李滉)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这是大师的学术评论标准,或者过于苛刻,但也充分说明,至退溪、栗谷,朝鲜王朝的性理之学已经形成了充分独立的传统,这点也得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肯定。退溪、栗谷之后,朝鲜儒学仍有重要的发展,其中如继承李珥学统的宋时烈(1607-1689)、阳明学者郑齐斗(1649-1736)、实学巨子丁若镛1762-1836)等,都是儒学史上能给人以长久启发的重要人物。朝鲜地区的儒学是中国儒学传统的一部份,与本土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整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光辉的传统,我们有必要扩大视野,在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中考虑问题。长期以来,对域外儒学的资料都不够重视,以前在国内也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宋子选集》等少数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们编辑了这套《韩国儒学文集》,其中共收录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家学者的文集三十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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