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共收录了三千四百多种古籍，内容涵盖了清乾隆以前的哲学、历史、文艺、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领域。这些古籍内容完备，堪称中华文化的精粹。《四库全书》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为一部大百科丛书，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中外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宝库。被人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 《四库全书》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是清乾隆皇帝弘历亲自组织编修的。弘历曾数次下诏，要各省访书呈送京师，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修工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综编抄录第一部，历时十年。成书后，先誊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藏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H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由此足见幸存的《四库全书》是多么珍贵。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浩大，机构庞杂，人员众多，有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三十人为正副总裁，下设总纂处、总阅处和总校官等，据“《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清单”所载，有三百六十二人参与了编纂工作，这些人多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中又以总纂官纪昀、陆锡能及戴震出力最多。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成德自撰2种，共计1800卷。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经师、通儒都以拥有这么一部大型丛书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认为“是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因此，他借助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命令馆臣将《通志堂经解》“版片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并作为《四库》底本刊布流传，用以“嘉惠儒林”。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总有人视其为障碍，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也有人尊之为圣典，为良方，非恁其不足以安邦定国。时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礼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籍。其中有许多关于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精辟深刻，对今人仍有教益。由于《礼记》内容驳杂，除少数篇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缺乏逻辑联系，因此殊为难读。本书作者对之作精心注译和今译，使之判然明畅，为阅读这部典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对研究者亦有参考价值。《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是字数最少（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馀言），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宗旨，在于宣扬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于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本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影印了价值较高、品相较好的百余种域外汉籍。所收书籍均影印自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文献，其中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域外钞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也作为附录收入文库。

《焦氏易诂（套装共4册）》作者尚秉和，字节之，河北省行唐县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逝于1950年。为前清光绪进士。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尤精于易学。其代表作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及《周易尚氏学》。上述三部著作，奠定了尚氏在中国易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尚氏之学的根基在《焦氏易林》。而《焦氏易林》全面保留了《易经》、《左传》、《说卦传》等先秦易学精髓，即象数之真谛。至东汉始，易学开始走下坡路，易道渐次失传。而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辈，所传之《易》，并非易道之真谛，而活泼无碍、运舞不休的易象符号嘎然沉寂，代之而起的是荀、虞之流卦变、爻变之《易》。于是，才有青年才俊王弼横扫象数、清谈空理之风。真可谓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呜乎！易学从此江河日下，冥冥长夜二千年矣！尚氏在贯通《易林》之前，面对易学流派孰是孰非，茫然而无定见。及至攻读《易林》之后，才豁然开朗，融会贯通。他说：“盖《易林》既通，以《易林》注《易》。而《易林》未通以前，实以《易》注《易林》。”而《焦氏易诂》一作，正是他全面攻克《易林》之后，以《易林》诂《易》的一部划时代的杰作。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另一部杰作《周易尚氏学》。综上所述，《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三部巨著，构成了易学史上传承不断的主流。其实，伏羲氏画卦，八卦及六十四卦符号自古以固有，之后《连山》、《归藏》、《易经》、《左传》、《说卦传》、《易林》、《太玄》、《正易心法》、《皇极经世》等，皆为“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的易道津梁之作。

《仪礼注疏（竖排繁体版）（套装上中下）》是注释本，《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时代有关社会习俗和礼制的资料总汇，对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生活极具价值。历代为之作注解者很多。唐代编《五经正义》，将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作为钦定的《仪礼》注释，编成《仪礼注疏》，成为后世最权威的《仪礼》读本，与其他唐代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唐以后多次重刻，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本多有异同，错讹亦难以避免。有鉴于此，王辉先生潜心数载，将此书重新校勘整理，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并吸收了历代学者研究《仪礼》的成果。各卷后附有校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