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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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相传孔子曾做过删改整理工作，因而至汉朝儒学独尊时，被尊称为《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三百零五首。其最后编定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诗”最初都是乐歌，故按乐调《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风土之音，即各地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这些诗大部分是民间乐歌，抒写民众的喜怒哀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大部分是西周的作品，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其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多为歌颂始祖和先王的业绩以及宴享活动等；小雅共七十四篇，多作于西周晚期，其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及地位卑微者，多怨刺之作。颂，即宗庙祭祀时演唱的祭歌，分为周、鲁、商颂，共四十篇。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婚爱、战争、燕飨等永恒主题。《诗经》的产生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它流传千载而历久弥新，衣被后世而风雅不绝，不愧为中国古典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辉煌起点。我们在选编时以抒情性、艺术性较强且内容具有代表性为原则进行炊遴选，在忠实原诗、讲求出处的基础上，以准确、生动、优美的文辞对这一上古诗歌进行译注，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读者能突破古奥生涩的文学语言的迷障，自由徜徉于古典诗歌的长河中，获得美的愉悦。

《诗经》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本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词丛书”之一，对诗经的诗篇进行了翻译和解说，并探讨了诗歌的文化内涵，是一本很好的研读《诗经》的工具书。《诗经》是中国历史上部诗歌总集，总计305首。以生动的艺术形式、绮美的文学意象，描写了古人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它诗中有画，景情并茂，以其蕴含的对人生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和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之情，点缀着古代社会的人文风情。尤其是它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主题，构筑了多少文人雅士在漫漫岁月里和坎坷人生旅途上的精神家园，哺育了多少学子书童在浩瀚书海中求知求学，在中国广为传颂千余载而不衰，脍炙人口数百代而不厌。

《龙文鞭影》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何为“龙文”？原来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的寓意是，看了这本《龙文鞭影》，青少年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龙文鞭影》主要是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它问世后，影响极大，成为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人们认为它不仅有益于童蒙，也有益于童蒙之师，所以民间大量刻印，流传至今的版本五花八门，可见当时流行之盛况。现在我们参加原注对本书逐句加以简明注释，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幼学琼林》初为明人程登吉编著，本名《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 《幼学琼林》是古代蒙学中影响*、编得好的读本，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历史人物、天文地理、典籍制度、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等，无一不涉及。全书按内容分类编排，共分为三十三类便于检索和记忆。 “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伟人*就能熟背《幼学琼林》，可见本书影响于世的程度。

在所有的蒙学书中，流行的便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了，俗称“三、百、千”。在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曾说：“初人社会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在民国时期，“三、百、千”发行量惊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中国现在销行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今天，聪明的读者慧眼识珠，仍然选择“三、百、千”作为自己的人生书目，不得不让人惊叹“三、百、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了。而与“三、百、千”相媲美的蒙学书便是清人李毓秀所撰的《弟子规》。由于《弟子规》三字一句合辙押韵，便于诵读，入孝出悌符合礼教，成为当时通行的蒙学课本，被誉为“开蒙养正上乘”。编者将这四本经典读物集于一册，加以注译，以飨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