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先贤圣哲把自己的思想都融入一本本的经典之中。这些经典揭示了宇宙的规律、仁道的义理，是高度智慧的结晶，更是忙碌的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心灵指南。它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内敛与自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旷达与乐观，更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与执着。经典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使民族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魅力永恒。经典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孩子们心灵纯净，把这笔财富交给他们，让他们去了解、背诵、领悟。“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每个人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拥有坚实的思想学问，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才能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这部书大约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

《孝经》是自古以来读书人必读的一本书，所以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历史上仅为《孝经》注疏解译的就达五百家之多。有甚者，大唐皇帝唐玄宗为了弘扬《孝经》的思想而亲自为之注解、作序，并以俊逸的隶书书写出来，令人刻于石碑之上，以流传后世。

《论语（评注本 套装共2册）》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中国儒家根本，承载儒学要旨的第一典籍，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维，触类旁通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中国人言行举止的文化体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从《论语》中可以学到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培养豁达清朗的观念，实践知行合一的言行，不断提升着各自心灵的品质。

《国学经典之四书品读》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中国经典的解读，内容由引语、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组成，每本后有附录，主要包括作者简介和原书的思想价值、历史影响等情况的介绍。其中注释主要包括难字难词的注音释义和人物、典章制度的介绍，简洁而准确；译文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达到了既通畅又典雅的水准。

赵宋王朝（960-1279）三百余年，是传统经学变古创新、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名家辈出、要籍丰厚、流派纷呈和义理深广著称，在我国乃至东亚古典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典范的意义。

本编年逐年排列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建立统一帝国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共441年间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汉代是经学发达的时代，故皮锡瑞《经学历史》对西汉与东汉分别冠以“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

《说文解字注（套装上下册）》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版资助，是南京大学徐惟贤教授重新标点排印，繁体竖排，为《段玉裁全集》之一。南京大学许惟贤教授，以最早的经韵楼原刻本为底本，对《说文解字注》进行全面的标点整理，核对引文，订正不足，附注有一千二百多条。许惟贤既充分肯定段玉裁注本的学术贡献，也尽力弥补段注的不足，以便读者较完整地利用和认识段注的学术成果。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典，是传统语言学的经典之作。清代段玉裁的注本最为精深、全面。清代王念孙誉之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王力也称赞说：“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

在隋唐五代时期三教合一、兼容并蓄的统治思想之下，隋唐五代的经学家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以发展经学，既实现了经学统一，结束了异说纷纭、用本不一的局面，也在经学推陈出新上实现了经学自身的突围，发挥了其经世致用的作用，还以儒家“道统”对抗兴盛的佛、道二教，开启了经学新风，引领了宋学的发展方向。

经过了汉代的极盛，魏晋南北朝经学进入变化、转折的发展时期。变迁、更迭、融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经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在对汉代经学的反思中，在玄学、佛教的影响下，完成了自汉代经学向隋唐经学的完美过渡。魏晋南北朝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儒家学者不再恪守汉代严格的师法、家法，转而博采众家所长，在经学上呈现出兼容的特色。玄学的兴盛与佛教的广泛传播对经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经学有别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在经学史上独树一帜。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