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儒家典籍的最精华著作，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我们节选了《四书五经》的部分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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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学著作丛刊：尚书后案（繁体版）（套装上下册）》三十卷，附《尚书后辨》。《后案》解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及《太誓》，《后辨》则辨析伪古文《尚书》中晚出的二十五篇。该书专力辑录、阐发已失传的郑玄一家之学，郑注残阙者补以马融、王肃、伪孔安国和孔颖达之说，最后加以案语，可视为汉唐间《尚书》研究的集注和疏解。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是最重量级的儒家经典。其中“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书籍的合称。。书五经《四书五经》中的九部儒家经典代表了儒学的精义，从古代社会至今都对国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使读者对《四书五经》有全面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我们以权威、精良的典籍为底本，精选一些优秀篇目汇集成书。书中除原文外，还加入了准确的注释和简练的译文，并配以精美的插图，同时文字上方的专家批注更加详细地诠释了原文。

《清华经学著作丛刊：周易虞氏义（繁体版）》九卷，清儒对汉代的象术易学倍加重视，汉易诸家现存最完整者为汉末虞翻的易着，张氏此书即是对虞翻易说的勾稽、考辨和解释。

谷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辛巳中春，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竞，发愤自矢，首纂遣说，间就传例推比解之。癸未，计偕都门，舟车南北，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甲申初秋，偶读王制，怳有顿悟。于是向之疑者尽释，而信者愈坚；蒙翳一新，豁然自达。乃取旧叶重录之。戊子，诠释公羊，继有删补。庚寅，纂述左氏。癸巳，读礼多暇，取旧蘗重加修订，虽在会通三传，而鲁学家法不敢稍踰。又旧藁至今十年矣，所说多不同，非大有出入，不悉削之，以存入门之迹。经、传微奥，钻仰无穷，俟有续得，拟再修补。博学君子，加之匡正，所切祷焉。癸巳三月朔，井研廖平识。

《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为清代春秋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次第发明，共总结有例二十六，表四。每例皆先罗列举证《春秋》经传及何休解诂条文，最后以释来阐释该例之主旨要义。表则是例的一种变形，通过纵横比对相关内容来使义例清晰，而阐述主旨之文字则移于每表之首，以序的形式出现。刘逢禄通过对何休解诂《公羊传》义例的归纳，阐发了自己的公羊学思想，建立起严密的公羊学理论体系。是研究清代公羊学必读之书。

《礼经释例》十三卷，为浚廷堪研究古代礼制之重要著作。浚氏以为“《仪礼》节文威仪，委曲繁重”，故将《仪礼》拆散，重新比较、整理、贯通，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礼之例、器服之例、杂例八类。

《政论》《昌言》是汉代的两部子学名著，作者分别为东汉的崔寔、仲长统。两书关注点集中于东汉之社会政治，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很有参考价值。《政论》又称《正论》或《本论》，其主要内容是提倡节俭，反对官吏贪污腐败，主张地方官应久任，倡导实行徙民实边来调整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等。该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仲长统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昌言》的基本思想与《政论》相类，仲长统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主张实行新的土地分配方案以限制兼并，重视农桑以充实国库蓄积，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等。两书均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整理，参以《后汉书》本传、《群书治要》、《意林》等，对文字做了严谨的校勘。两书附录文字或辑录佚文，或条述历代评议，很有资料价值。孙启治先生在《政论校注》凡例中称：“今人注解古书，大要出于二途，曰通俗，曰研究。通俗者以译文或串讲大意为主，注则简略，聊为应景... （展开全部） 《政论》《昌言》是汉代的两部子学名著，作者分别为东汉的崔寔、仲长统。两书关注点集中于东汉之社会政治，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很有参考价值。《政论》又称《正论》或《本论》，其主要内容是提倡节俭，反对官吏贪污腐败，主张地方官应久任，倡导实行徙民实边来调整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等。该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仲长统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昌言》的基本思想与《政论》相类，仲长统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主张实行新的土地分配方案以限制兼并，重视农桑以充实国库蓄积，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等。两书均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整理，参以《后汉书》本传、《群书治要》、《意林》等，对文字做了严谨的校勘。两书附录文字或辑录佚文，或条述历代评议，很有资料价值。孙启治先生在《政论校注》凡例中称：“今人注解古书，大要出于二途，曰通俗，曰研究。通俗者以译文或串讲大意为主，注则简略，聊为应景。研究者则繁事考据征引，重字义、出典而鲜及文意之贯通。其通俗之作，读者但知其意而不识其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此类著作便于一般阅读，而不便研究。其研究之作，虽考辨详悉，然或注明出典而不释意，或诂字义而略其文句，读者每不能融会贯通也。此类著作便于研究，不便阅读。”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试图在“通俗”与“研究”之间寻求折中之道。其所作校注内容丰富，训诂考证严谨，释文通达准确，诚能做到既便读者阅读，又资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