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南宋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用作小学教科书，并为它们作了注解，叫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由此得以流传。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多从《四书》中出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考生的必读书。《五经》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者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可见《四书五经》合刻本不会晚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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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部书。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儒家经典，我们又陆续增编了注释、译文部分，谓之《文白对照四书五经》。该书的出版缘于我国从隋朝兴起的科举制度，试卷的命题必出自教科书和指导人们思想行动的上述儒家经典。由于“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因此，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西方学者甚至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教思想、佛教思想并称为世界四大思想瑰宝。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不少专家、学者称它们为人类生毋中的一部活哲学。世界经济管理大师们称“儒家经典”是现代管理的“圣经”。直至今天还发挥着臣大影响，并形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大中华文化圈”。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在更新、更广泛的领域里，重新认识该书，积极借鉴其价值，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当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等宗教类作品。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后唐长兴三年。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记载，博士儒徒奉敕将开成石经“句度钞写”刻梓，再交“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最初的经籍版本，经、注、疏各自单行，有所谓单经本、单注本、单疏本。其后，为省两读，有人将单注本的文字分别附于经文之后，从而出现了所谓的一经注本飞至南宋初，黄唐萃刻经、注、疏，而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是为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此本较早实行经文注疏合刻，后世流传最广。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杨树达训诂学、金石学研究的代表著作，体现了杨树达治学上承乾嘉学者段玉裁、二王，近于皖派的特点，是民国时期训诂学的代表著作，为作者在当时和后世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7年商务印书馆曾予出版。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选。大戴礼记不在十三经之内，但它与礼记《小戴礼记》是同类型的书，因此也收进去。对收入的书，均按统一的体例加以点校。

本书以所珍藏的前人未见引及的清代著名学者恵栋、段玉裁、顾广圻三家校本原稿为主，以曹寅扬州诗局刻本、古逸丛书复宋本、复元本、四部丛刊景印宋巾箱本参校，并以敦煌《切韵》残卷等旁证，参以周广谟《广韵校勘记》，凡引古籍一百十一种，对《广韵》一书作了较详细鄂补释校勘考证。其《自序》一篇又对《广韵》的流传版本、历代校勘情况、校记的整理方法作了详细说明。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名家集注周易》一书以三国魏王弼的《周易注》、唐代李鼎祚的的《周易集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以及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综合各家学说，融合不同学派，采撷精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能够全面了解《周易》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各个名家的注释，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周易》提供方便。为了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还对《周易》的原文进行了注释、翻译和解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融合为古今的平台。同时书中插配了大量的古典书画图片，进一步开阔读者视野，全面了解《周易》的精髓。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 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漠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Ikm巳》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国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線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漠籍之路（booknad）的原因。 漠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漠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漠籍傳播的軌跡，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漠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漠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匙。

《周易》又称《易经》，是我国古代关于“卜筮”的书，同时也是我国最重要的一部古代哲学图书。《周易》一书名字的由来也颇多争议。“周”字的含义，历来有两种说法。为“周代”，二为“周普”。前者的寓意在于认为众周易：》为西周时代的书：后者则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易”据东汉郑玄的看法有三层含义：易简：变易：不易。这就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态是：一、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二、时时在变易之中：三、保持一种恒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