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学源的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中文必借的工具书。东汉许慎撰。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后经北宋徐铉校定，将每篇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即为当前通行本。《说文解字》，首创部首编排法，并以“六书”理谕，开创了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该书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

帛书《周易》和楚竹书《周易》的发现，是易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澄清千百年来易学研究上的诸多疑案提供了可能。其中帛书《周易》的校注、注译，目前已有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校读》和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等多种，然均未以楚简本、阜阳汉简本等作校勘。而对于楚竹书《周易》，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释读和特殊符号的讨论上，文章众多；而相关校注，学界尚未见成果面市。《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作者丁四新长期从事简帛文献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和《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其中《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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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选译（修订版）》共四十九篇，又称《小戴礼记》、《小戴礼》、《小戴记》，西汉戴圣撰集。戴圣，字次君，梁国（今河南睢阳）人，生、卒年已不可考，据《汉书？儒林传》所载，他与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同时，是著名的经学家。戴圣和他的叔父戴德都是礼学大师后仓的学生，世称为小戴、大戴。戴圣曾以博士的身份参加过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主持的在长安皇宫里的石渠阁举行的五经同异讨论会，并担任会议记录的整理工作。其后，官至九江郡太守。他的著述，留传至今的就是这部《礼记》；此外尚有《石渠礼论》四卷（见《隋书？经籍志》），即石渠会议的纪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总体上可看作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中叶的发展史。《诗经》的精华在《国风》，但雅、颂中也有不少内容或艺术上都很可取的篇什。本书是从《诗经》中选取80篇介绍给读者，除原诗外，每首诗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采取“就诗论诗”态度，尽量反映诗歌的原意；注释以浅显易懂为原则，注比较简单，是对译文的辅助。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今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适逢盛世，《平顺县政协志》应运而生，即将付梓出版，这是政协平顺县委员会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政协与共和国一道，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人民幸福和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顺县是个革命老区，员怨源园年员月员猿日，成立了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平顺县的政治历史舞台，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员怨源员年远月就成立了平顺县临时参议会，员怨源远年源月成立了平顺县参议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员怨缘员年源月召开了平顺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平顺县的民主政治建设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左传选译（修订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尚书选译（修订版）》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它实际是古代文献的汇编本，其中有真实可靠的档案文献，也有后世人根据传闻整理记载的文献史料，还有一部分是时代更晚的人编造的文字资料。它所记述的史事，上起唐尧、虞舜，下至春秋战国时期，包括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阶段。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尚书》保存的真实文献中，时代最早的要数《商书》里的《盘庚》上、中、下三篇，这三篇记叙的是盘庚迁都于殷的史实，是盘庚死后整理成的文献。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 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佚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佚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资料搜集与编纂已进行多年，版本调查、编目、复制、出版等各项工作进展有序。作为成果的《文库》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今年，本丛书第一辑将与学者、读者见面，特应编者与出版者之邀而为序，兹缀数语，以表心志。

本书是民国三十年（1941）北京古学院刊本。此丛书收经解著作若干种，包括胡绍勋《四书拾义》五卷、徐璈《诗经广诂》、宋世荦《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周礼故书疏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