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间的社会面貌。它是我国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为我国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诗经》共305篇，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乃民间歌谣，共160篇，总称十五国风；“雅”乃西周京都正音，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多为官吏或文人创作；“颂”乃王侯在宗庙祭祀时用的乐歌或舞曲，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合称“三颂”（共40篇）。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 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都是从元刻十行本辗转衍生而来。我们这次影印的清嘉庆刻本，内封题为“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实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数品种一样，仍是依据元刻递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对于《诗》《书》《礼》《易》《左》之外的八经来说，阮刻本尤为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为例，后来的孙诒让《春秋公羊传注疏校记》、刘承干《公羊单疏残本校勘记》、日本杉浦丰治《公羊疏校记》均以阮刻本为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会合撰的《公羊注疏译注稿》也是以阮刻本为底本，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传注疏〉校点前言》），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用三年时间将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剩下的八经都按照此前形制，陆续影印出版，使这部至关重要的经学丛书得成完璧，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此项工作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

国学经典，儒家传道受业解惑的原典荟萃，中国人的精神基石，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智慧之书，古圣先贤千年一系的正心之道。

四部要籍选刊·经部之一种。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即阮元刻本）为底本进行影印。阮元刻本是二百年以来合刻十三经的通行本，向以校勘精审著称。 《诗经》据称经过孔子删定，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诗经》不仅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先秦时期文学水平的最高境界。

《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到南宋时已经形成。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经精解（尚书精解）（精）》精解的《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礼记选译（汉缅对照）/东方智慧丛书》精选《礼记》中89则名句佳段，并作缅甸语翻译，配绘精美插图，为缅甸语人群了解礼记这一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形态提供了优质的读本，使中华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礼记选译》所属《东方智慧丛书》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项目“中华文化东盟多语种全媒体传播平台”的核心资源的图书版。

《新编学生国学丛书》囊括了“国学”之精粹。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茅盾、邹韬奋、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春秋左传》以春秋大国争霸为基本线索，兼顾文学价值，从《左传》原文中截取了《齐桓霸业》《晋文建霸》《楚庄争霸》《吴阖庐入郢》《越句践灭吴》等对春秋格局有决定性意义且叙事较为精彩的历史事件进行选注，这样既能让读者了解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历史局面，又能够领略到《左传》的叙事艺术，同时还能让读者在史学和文学的素养上有所提升。

《诗经 楚辞/新编学生国学丛书》就是该丛书中的其中一本。《诗经 楚辞/新编学生国学丛书》撷取其时的代表文字和在艺术上有价值者按抒情诗、描写诗、讽刺诗、陈说诗编次。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