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又名《左氏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春秋主要诸侯国的历史，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赖此留存。隋唐时期科举的明经取士有儒家“九经”，《左传》位列其一，后来儒家经典增至“十三经”，《左传》也一直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毫无疑问地说，《左传》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典籍之一。

本书是唐翼明先生《论语新诠》全本注解。 与其他版本《论语》的不同点：《论语》对每段的解读氛围三个部分，分别是解释、大意、导读。【解释】这一部分是对字、词、句的疏解，需要时也做一些背景交代。为了帮助一般读者真正读懂《论语》，不采用只对重点字词单独解释的方式，而改采逐句串讲的办法，尽可能让解释清楚、明白而又好读，避免繁琐炫博的考证。同时考虑到今天大部分读者都缺乏古文基础，所以会连带讲一点文言语法。在读《论语》的同时，也就提高了自己的古文修养。【大意】的目的是用流畅的白话文把本段的意思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完解释之后对全段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不追求严格的直译，只注重意思的表达。【导读】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更全面、更深一层理解本段的内涵，所以注重此段跟孔子整体思想的关联，以及它跟其他中外文化思潮的比较。尤其注重经典和现代的对接，希望借此彰显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该报告围绕我国经济重点发展领域，覆盖主要新材料领域，反映当前中国新材料产业化进程以及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编写的人员都是来自材料科技和产业界的专家、学者、教授和产业界人士；通过报告内容，读者可以对我国当前新材料重点产业的现状和特点、关键技术、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和建议得到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泗水边的》是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辉先生以淮河文化解读儒家经典《中庸》的著作，通过对《中庸》及中庸思想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和具有地域色彩的解读，反应了他多年来对淮河流域、淮河文化进行的文化思考。全书分为三部分，《中庸》之内、《中庸》边缘和《中庸》之外。 《中庸》之内是对《中庸》原典进行的解读和阐释，是对《中庸》的三十三个章节依次进行的系统阐述。《中庸》边缘是对儒家经典学说中庸思想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方方面面进行的恰到好处的结合，围绕中庸这一主线，阐发了有广度更有深度的点评和论述。《中庸》之外使中庸思想得到了具象化。此外，本书还插有若干漫画，寥寥数笔，无一不富有哲思，给人启迪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庸》及中庸思想的印象。

《孝经集传》，四卷明黄道周撰、其作书之旨，见于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道周此书寅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其自为注文体亦仿周秦古书，无学究章比字栉之习。

本书为作者近十年来研究《春秋穀梁传》哲学思想的新成果。全书以“秩序”为中心，按照“失序—重建秩序”的线索梳理了《春秋穀梁传》所蕴涵的政治伦理资源，按照“天下秩序—国家秩序—家庭秩序”的结构重构了《穀梁传》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认为《穀梁传》所建构的秩序体系与其说是对旧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恢复，不如说是突破。这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政治的和制度的自觉，同时也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思想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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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几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未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倘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径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本书*先属稿在1952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嗣于1960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没于定。惟体例则一仍*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准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 儒注释不绝，*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立足于中国的古典文献《礼记》，结合童年母亲的家教，别开生面地将《礼记》中关于家风家规、品格道德、礼仪修养等与家庭、社会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平实生动、轻松愉悦的书写，向读者展示了国学经典古籍《礼记》既是生存智慧又是处事哲学，既深邃高远又深具时效意义的新面孔，对读者的生活、工作、学习具备深入的实用性、指导性和现实性意义。

《四书五经/国学典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四书五经/国学典藏》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