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的编排为纬，以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至清末三千年间的经学史面貌和规律走向。其主要内容有五大方面：一、经学著述资料（依据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类，收录时前详后略），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资料，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著作提要等，含经书校刻、流布等资料；二、经生经师资料（亦依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级收录），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性格思想、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资料；三、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诏令、“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等资料，并含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等资料；四、经学思潮资料：在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学术思想的资料；五、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这部书大约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

《孝经》是自古以来读书人必读的一本书，所以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历史上仅为《孝经》注疏解译的就达五百家之多。有甚者，大唐皇帝唐玄宗为了弘扬《孝经》的思想而亲自为之注解、作序，并以俊逸的隶书书写出来，令人刻于石碑之上，以流传后世。

《论语（评注本 套装共2册）》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中国儒家根本，承载儒学要旨的第一典籍，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维，触类旁通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影响中国人言行举止的文化体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从《论语》中可以学到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培养豁达清朗的观念，实践知行合一的言行，不断提升着各自心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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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先秦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汉时，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于是，《诗经》成了同政治、道德等紧密相连的教化人的教科书，也称“诗教”。

本编年逐年排列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建立统一帝国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共441年间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汉代是经学发达的时代，故皮锡瑞《经学历史》对西汉与东汉分别冠以“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

在隋唐五代时期三教合一、兼容并蓄的统治思想之下，隋唐五代的经学家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以发展经学，既实现了经学统一，结束了异说纷纭、用本不一的局面，也在经学推陈出新上实现了经学自身的突围，发挥了其经世致用的作用，还以儒家“道统”对抗兴盛的佛、道二教，开启了经学新风，引领了宋学的发展方向。

经过了汉代的极盛，魏晋南北朝经学进入变化、转折的发展时期。变迁、更迭、融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经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在对汉代经学的反思中，在玄学、佛教的影响下，完成了自汉代经学向隋唐经学的完美过渡。魏晋南北朝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儒家学者不再恪守汉代严格的师法、家法，转而博采众家所长，在经学上呈现出兼容的特色。玄学的兴盛与佛教的广泛传播对经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经学有别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在经学史上独树一帜。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辽（916-1125）、金（1115-1234）、元（1271-1368）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其特殊性。